汉纪十二六 汉哀帝建平二年(丙辰,公元前5年)
春季,正月,有异星出现在牵牛星旁。
丁、傅宗族的人骄横奢侈,都对傅喜的谦恭节俭十分忌恨。还有,傅太后要求称尊号,想与成帝的母亲、太皇太后一样尊贵,傅喜与孔光、师丹共同坚持认为不可以。哀帝难以违背朝廷大臣的正当议论,又内受傅太后的逼迫,犹豫不决,拖延了一年多。傅太后大发雷霆,哀帝不得已,就先把师丹免职,希望借此使傅喜受到影响和触动。傅喜却始终不顺从。朱博与孔乡侯傅晏勾结,共谋促成变更傅太后的尊号。他们多次在皇帝闲暇时被召见,并经常呈递密封奏书,攻击诽谤傅喜以及孔光。丁丑(疑误),哀帝下策书免去傅喜的官职,以侯爵的身份离开朝廷,返回宅邸。
御史大夫的官位既已撤销,很多人认为古今制度不同,汉朝上自天子的称号,下至佐史的名称,都与古时不同,而单单改三公,职权责任难以分明,对治理国家的混乱,没有益处。于是朱博奏言:“依照前例:选拔郡国守、相,考绩优异者,可被定为官秩中二千石的高级官员。再从中二千石的官员中物色御史大夫的人选。御史大夫能任职的,则晋升为丞相。这样晋升官位有一定的顺序,目的在于尊崇圣德,加重国相的权威。现在中二千石的官员,不经御史大夫这一官阶,就直接被任命为丞相,权威轻,不是加强国家的统治的方法。我愚昧地认为,大司空官职可以撤销,应重新设置御史大夫,遵照奉行旧的制度。撤销大司空后,我愿在较低一阶的御史大夫的官位上尽力供职,成为百官的表率!”哀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夏季,四月,戊午(初二),改变朱博的官职,拜为御史大夫。又任命丁太后的哥哥、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设置官属。大司马的头衔如同旧例。
傅太后又亲自下诏给丞相、御史大夫说:“高武侯傅喜,附会臣下,欺骗主上,与前任大司空师丹同心背叛,不听教令,损害宗族。不应给予奉朝请的名义,再让他朝见皇帝,立即遣送他回封国去。”
丞相孔光,自先帝讨论立皇位继承人时,就对定陶王持有异议,因而与傅太后和哀帝有嫌隙,后来又大大违逆傅太后的旨意。于是傅氏在朝廷任官的人,与朱博内外勾结,共同诋毁孔光。乙亥(十九日),哀帝下策书罢免了孔光的官职和爵位,贬为平民。任命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封阳乡侯。又任命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当二人准备登殿接受皇帝的策书时,忽然传来一种宏大的声音,象钟鸣一样,殿中的郎、吏和阶前的武士,全都听到了。
哀帝为这件怪事询问黄门侍郎、蜀郡人扬雄以及李寻,李寻回答说:“这是《洪范》里所说的那种鼓妖,施法术,往往是在认为君主耳目不明,被人迷惑,使空有虚名的人进入朝廷,升任重要职位时,那时鼓妖就会发声,但无形,让人不知声音从哪里发出。《洪范·传》说:‘鼓妖发声出现在年、月、日的中期者,预示正卿要承受灾难。’现在是四月,又是一天的辰时、巳时,出现怪异,正是中期。所谓正卿,指的是执政大臣。应该罢退丞相、御史,以应付天变。即使现在不罢退,不出一年,本人也自会蒙受灾难。”扬雄也认为:“鼓妖的出现,是君王耳目失灵的象征。朱博为人强悍坚毅,富于权谋,适宜为将,而不适宜为相,如不引退,恐怕会招致上天发怒,降下凶险激切的灾难。”哀帝没有理睬他们的话。
朱博既已当上丞相,哀帝就采用他的建议,下诏说:“定陶共皇这个称号,不应再称‘定陶’二字。现尊共皇太后的称号为‘帝太太后’,称永信宫。尊共皇后为‘帝太后’,称中安宫。为共皇在京师建立寝庙,比照宣帝的父亲悼皇考的寝庙规格建立。”于是,四位太后各自设置少府、太仆官职,品秩都为中二千石。傅太后取得尊号以后,尤为骄横,与太皇太后说话时,甚至称她为“老太婆”。当时丁、傅两家在一二年间突然崛起,特别贵盛,被封为公卿列侯的人很多。但是哀帝不太赋予他们权势,他们的势力不如成帝在世时的王氏。
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赵玄奏称:“前高昌侯董宏,首先倡议改尊号之事,因遭关内侯师丹的弹劾,而被罢免官爵,贬为平民。当时天子正在守孝期,把国事委托给师丹,师丹不深思褒美推崇尊号的大义,反而狂妄地胡说,压抑贬低尊号,损伤了陛下的孝道,没有比这更大的不忠了。但陛下仁慈圣明,昭然确定了尊号。董宏以其忠孝,也恢复了高昌侯的封爵。师丹的罪恶逆行,已经暴露,虽然蒙赦令不治死罪,但不应该再有封爵采邑,请求陛下将他贬为平民。”哀帝予以批准。
朱博、赵玄又奏称:“新都侯王莽,先前为大司马,不能阐扬尊崇尊号的大义,反压抑贬低尊号,损伤了陛下的孝道,罪当公开诛杀。幸蒙赦令得免死罪,但不应该再有封爵采邑,请求陛下将他贬为平民。”哀帝说:“因为王莽是太皇太后的亲属,不免去封爵采邑,而将他遣送回封国。”此外,还有平阿侯王仁,因藏匿赵昭仪的亲属,也都被遣送回封国。
天下人多为王氏感到冤枉。谏大夫杨宣上密封奏书说:“孝成皇帝深思宗庙的重要,称赞陛下有至高的品德,使陛下继承帝位。圣明的决策,意义深远,对陛下的恩德也再厚不过了。追想先帝的本意,岂不是希望陛下代替他本人侍奉太皇太后吗!太皇太后现已七十高龄,数次经历国丧的忧伤,还下令要自己的亲属引退,以避开丁、傅两家,路上的行人都会为此流泪,更何况陛下呢崐!陛下若登高远望,望见成帝之陵,难道不感到惭愧吗!”哀帝深为此言感动,就又封成都侯王商的二儿子王邑为成都侯。
朱博又奏称:“汉家旧例,设置部刺史,官秩较低,但奖赏丰厚,前程远大,因此人人劝勉立功,乐于进取。前几年,撤销了刺史,改为设置州牧,品秩为真二千石,官位仅次于九卿,九卿一有出缺,便由州牧中名次靠前者递补。这样一来,州牧中的才干平庸者,则只求苟且自保而已。做出督察官的功效就会逐渐减退丧失,奸邪不轨的行为就无法禁止。我请求撤销州牧,还和从前一样设置刺史。”哀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六月,庚中(初五),帝太后丁氏驾崩。哀帝下诏,丁氏棺柩运回定陶,葬于定陶共皇的陵园。征发陈留、济阴靠近定陶地区的民夫五万人,挖土填坟,完成合葬。
当初,成帝在位时,齐人甘忠可假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说汉朝正逢天地的一次大终结,应当重新受命于天。并把这些传授给渤海人夏贺良等。中垒校尉刘向上奏说,甘忠可假借鬼神,欺骗皇上,蛊惑民众。于是将甘忠可逮捕下狱,并取得服罪的口供,还没等判决,他就病死了。然而夏贺良等人仍然暗中私相传授。哀帝即位后,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向哀帝介绍夏贺良等人,使他们都成为待诏得以在黄门伺应召对。夏贺良等人多次被哀帝召见,向哀帝述说:“汉朝的历运中衰,应当重新受命。孝成皇帝没有应合天命,因此断绝了后嗣。如今陛下患病已久,天象变异屡屡发生,这是上天在谴责和警告人们。应该赶快改换年号,才能延年益寿,诞生皇子,平息灾害变异。明白了这个道理,却不实行,灾祸就会无所不有:洪水将会涌出,大火将会燃起,冲淹和焚毁人民。”哀帝久病在床,希望更改年号能得到些益处,就听从夏贺良等人的建议,下诏大赦天下,并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还把计时漏器的刻度改为一百二十度。
秋季,七月,哀帝在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一带修筑自己的陵墓,没有令郡国的百姓迁往陵区。
哀帝已经改年号一个多月,病情仍不见好转。夏贺良等人还想胡乱变更国家政事,大臣们争辩,认为不能允许。夏贺良等奏称:“大臣们都不知天命,应该辞退丞相、御史,任用解光、李寻辅政。”哀帝因为他们的预言没有应验,八月,下诏说:“待诏夏贺良等人,建议改换年号,增加漏器刻度,认为这样可以永保国家平安。由于朕对天道的信奉还不够真诚,误听了他们的话,希望能因此为百姓谋求幸福,可是终于没有好的效验。有过失而不改正,才是真正的过失!六月甲子(初九)发布的诏书,除了大赦令以外,其余措施全部废除。夏贺良等人违反正道,蛊惑民众,奸恶行为应予彻底追究。”夏贺良等崐人全部被逮捕入狱,论罪处死。李寻和解光减死罪一等,放逐到敦煌郡。
哀帝因为卧病在床,把过去成帝时曾祭祀过的各种神祠全部予以恢复,共七百余所。一年之中,祭祀的次数达三万七千次。
傅太后对傅喜怨恨不已,派孔乡侯博晏去暗示丞相朱博,命他上奏书要求罢免傅喜的侯爵爵位。朱博与御史大夫赵玄商议,赵玄说:“皇上先前已作了裁决,再提是否不合适？”朱博说:“我已许诺孔乡侯了。匹夫之间互相约定的事,尚且不惜以死相报,何况至尊的傅太后呢!朱博我只有效死罢了!”赵玄也就同意了。朱博不愿意单独指控傅喜一个人,由于前大司空、汜乡侯何武先前也因过失被免去官职遣回封国,情况与傅喜相似,因此同时弹劾他们二人说:“傅喜、何武从前在位时,对治理国家都没有什么贡献,尽管已经退位免官,但尚有封爵采邑,这是不妥当的。请求陛下将他们都贬为平民。”哀帝知道傅太后一直怨恨傅喜,怀疑朱博、赵玄是受傅太后的指使,便召赵玄到尚书处询问究竟,赵玄承认了。哀帝下诏说:“命左将军彭宣和中朝官共同审问。”彭宣等上奏弹劾说:“朱博、赵玄、傅晏都犯有不道、不敬之罪。请求陛下召他们到廷尉诏狱。”哀帝减赵玄死罪三等,削减傅晏采邑封户四分之一。又给谒者符节,使他召丞相朱博到廷尉那里接受审判。朱博自杀,封国撤除。
九月,任命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冬季,十月,甲寅(初一),擢升平当为丞相。由于正赶上不宜封侯的冬月,因此暂时赐爵前关内侯。任命京兆尹、平陵人王喜为御史大夫。
哀帝打算让丁、傅两家族的人担任重要武官。本年,下策书罢免左将军淮阳人彭宣,以关内侯身份回家去,而任命光禄勋丁望代替彭宣为左将军。
乌孙王国的卑爰侵犯劫掠匈奴西部边境地区,匈奴单于派兵还击,杀死数百人,抢掠千余人,驱赶牛畜而归。卑爰大为恐慌,派遣儿子趋逯到匈奴充当人质。匈奴单于接受了他,并将此事呈报给汉王朝。汉朝派使节到匈奴责备单于,命令单于将人质归还卑爰。单于接受诏令,把趋逯送回。
三年(丁巳,公元前4年)
春季,正月,封广德夷王的弟弟刘广汉为广平王。
帝太太后居住的桂宫正殿发生火灾。
哀帝派使者召丞相平当,打算封他为侯爵。平当病重,没有应召前往。家中有的人对平当说:“难道不能为子孙勉强起来接受侯印吗？”平当说:“我居丞相高位,已经背着白吃饭不干事的罪责了。若起来接受侯印,回家倒崐在床上就死去,是死有余辜。现在我所以不起来,正是为子孙打算啊!”遂上书请求退休,哀帝不准。三月,己酉(二十八日),平当去世。
有异星出现于河鼓星旁。
夏季,四月,丁酉(十七日),哀帝任命王嘉为丞相,任命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王崇是京兆尹王骏的儿子。王嘉感到当时的政治严苛,担任郡国守、相的官员变动频繁,就上书说:“我听说圣王的成功,在于得到贤能人才的辅佐。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因此,‘选立诸侯的继承人,只要多少像其父祖的贤能就可以了。’虽然不能完全和父祖一样贤能,但天子可以为他选择良臣,任命贤卿来辅佐他。他住在此封国里,代代受到尊重,然后广大士民才会归附,因此教化得以推行而大治的功业得以建立。现今郡守的职权重于古代的诸侯,过去总是精选贤才担任郡守职务,然而贤才难得,为了擢升提拔可以胜任的人,或有起用囚犯的事例。从前魏尚犯罪被羁押监狱,汉文帝被冯唐的一席话所感动,派使者持符节去赦免了他的罪,任命他为云中太守,匈奴对他深为畏惧。武帝从囚徒中选拔出韩安国,任命他为梁国内史,使得刘氏骨肉得以平安。张敞为京兆尹,犯了罪应当被免职,狡猾的小吏知道后故意冒犯,张敞逮捕他,把他杀死。死者家属鸣冤,使者再次进行审查,弹劾张敞凶残杀人,上奏天子要求逮捕他,宣帝搁置不批,不久,免罪。张敞逃亡十来天后,宣帝征召他,授为冀州刺史,终于能够才为所用。前代君王并非偏爱这三个人,而是看重他们的才干对国家有益。孝文帝时,官吏担任公职长期不变动,有些人养了儿子、孙子,就以官名为姓氏,如仓氏、库氏就是管理仓库的官吏的后裔。那些官秩在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也安于官位,乐于任职。然后上下互相期待勉励,没有苟且混世之心。以后情况逐渐有所改变,公卿以下官员层层互相督促,要求严苛紧迫,又多次更改政事,司隶、部刺史检举弹劾官吏十分苛刻,细微的过失都不放过,还揭发宣扬别人的阴私,有的官吏在位只数月就被罢免,送旧官回乡和迎新官上任的人,交错行走在道路上。中等才干的人,苟且容身以求保全；下等才干的人,常心怀恐惧反省自己,一切都为自己打算的人很多。二千石官员越来越被人轻视,属下官吏和百姓对他们很轻慢,有的抓住他们的轻微过错,扩大成罪状,向司隶、刺史报告,或崐者上书朝廷检举。广大百姓发现二千石官吏那么容易扳倒,遇到小不如意,就产生背叛之心。前些时,山阳亡命徒苏令等纵横郡国,官吏和武士面对危难,没有一个肯以死尽节的,这是因为郡国守、相的威信和权力早就被夺去了。孝成皇帝感到懊悔,下诏书说,对二千石的官员不加以‘故意放纵’的罪名,派遣使者去赏赐他们黄金,安抚他们的情绪。这确实是由于国家有急难,需要二千石的官员出力解决,只有二千石官员受到尊重而难以被危害,才能驱使属下。孝宣皇帝爱护那些善于治理百姓的官吏,有弹劾他们的奏章都留在宫中不批复,逢到颁发赦令时便一切都解决了。以前的惯例:尚书很少把弹劾奏章交付有关机构查办,为的是怕骚扰百姓,取证、审查、逮捕下狱、处治,有些人就死在狱中。弹劾奏章上都必须写有‘胆敢控告’的字样才交付有关机构查办。希望陛下留意选择贤能的人才,记住他们的善绩、忘掉他们的过失,容忍臣下的缺点,不要求全责备。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中有才干称职的官员,从人情来看,难免会有过错,应该宽容忽略他们那些小过失,使尽力供职者受到鼓励。这是当前最紧迫的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前些时苏令造反,朝廷打算派大夫驱逐盗贼,并调查苏令起兵的原因,当时现有的大夫中没有可用的人选,就征召令尹逢,授为谏大夫,派遣他去。如今众位大夫中有才能的非常少,应该预先培养可造就的人才,才能使其赴难时不惜以死报国。如果事到临头,才仓猝寻求,这就不能表明朝廷有人才了。”王嘉并趁势举荐儒家学者公孙光、满昌,以及干练能干的官吏萧咸、薛,他们都曾是卓有声誉的二千石官员。哀帝采纳了王嘉的建议,任用了他们。
六月,立鲁顷王的儿子部乡侯刘闵为王。
哀帝因病情仍未见好,冬季,十一月,壬子(初五),让太皇太后下诏:恢复甘泉泰祠、汾阴后土祠的祭祀。撤销长安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典礼。哀帝也不能亲自到甘泉、河东祭祀,就派遣有关主管官员作为代表去祭祀。
无盐境内的危山,山土忽然自己翻起压盖住青草,形状就象一条驰道。此外,境内瓠山上有块大石突然转侧立起。东平王刘云和王后谒亲自前往大石跟前祭拜。并在王宫树立一块与瓠山立石相似的石头,又捆扎了一些黄倍草,一并祭祀。河内人息夫躬、长安人孙宠共同谋划要一起去揭发此事,说:“这是取得封侯的妙计啊!”于是与中郎右师谭一起通过中常侍宋弘,上书告发事变。奏书呈上,这时哀帝正患病,对很多事都很厌恶,就把此事交付主管机构查办,主管官员逮捕了东平王后谒,关进监狱进行审讯惩处。王后承认:“祭祀山石,诅咒皇上,为刘云谋求当天子。因为山石立起曾是宣帝应天命为天子的预兆。”主管官员请求诛杀东平王,哀帝下诏,废黜刘云王位,放逐到房陵。刘云自杀。王后谒与刘云舅父伍宏,以及成帝的舅母安成共侯夫人放,一起被绑赴闹市处死,将尸体暴露街头。事情牵连到御史大夫王崇,他被贬谪为大司农。擢升孙宠为南阳太守,右师谭为颍川都尉,宋弘、息夫躬都升为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
四年(戊午,公元前3年)
春季,正月,大旱。
函谷关以东地区人民无故惊恐奔走,拿着一枝禾秆或麻秆,互相传递,说:“将西王母的筹策传递天下。”在道路中相遇转手,多达一千余枝。有的披头散发光着脚,有的夜里绕关而行,有的翻墙而过,有的乘车骑马奔驰,利用国家设置的驿传车马赶路传递。经过二十六个郡国,传递到了京师,无法禁止。人们又在街巷、田间小路上聚会,设赌具赌博,唱歌跳舞祭祀西王母,一直闹到秋天才停止。
哀帝打算封傅太后的堂弟侍中、光禄大夫傅商为侯爵。尚书仆射平陵人郑崇劝谏说:“孝成皇帝封亲舅五人为侯,天色因此而变成赤黄,白昼昏暗,太阳中有黑气。孔乡侯是皇后的父亲,高武侯位列三公,他们封侯还有根据和理由。现在无缘无故又要封傅商,破坏搅乱了汉家制度,违背天意、人心,这不是傅氏的福气!我愿以身家性命承当国家的惩罚!”说罢,拿着诏书草稿站起来。傅太后大怒说:“哪有贵为天子,却反受一个臣子控制的道理!”二月,癸卯(二十八日),哀帝便下诏封傅商为汝昌侯。
驸马都尉、侍中、云阳人董贤很得哀帝的宠爱,出则陪同乘车,入则随侍左右,赏赐累积有巨万,他的显贵震动了朝廷。董贤常与哀帝睡在一张床上,有一次睡午觉,董贤斜身压住了哀帝的袖子,哀帝想起床,但董贤还没睡醒,哀帝不愿惊动他,于是就把袖子割断了再起床。哀帝又诏命董贤的妻子可以经向门使通报姓名记录在案后进入皇宫,住在董贤在宫中的住所。又召董贤的妹妹入宫,封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昭仪与董贤夫妻日夜侍奉哀帝,一同跟随左右。哀帝还任命董贤的父亲董恭为少府,赐爵关内侯。哀帝又下诏,命令将作大匠为董贤在北宫门外建筑宏大的宅邸,里面有前后大殿,殿门宽阔,工程浩大,豪华精巧绝伦。又赐给他武器库里宫中专用的兵器和皇宫的珍宝,宫中珍宝物品上等的,全都被挑选进了董贤的家里,而皇帝所用的不过是次一等的了。甚至连皇家丧葬用的棺木、珍珠连缀制成的寿衣、玉璧制成的寿裤,都预先赐给了董贤,无不齐备。又下令让将作大匠在哀帝的陵墓义陵帝为董贤建筑墓园,内修别室,还用坚实的柏木,大头朝内排垒在棺外。墓园外修筑巡察道路,围墙有数里之长。门阙和用作守望防御的网状障墙十分堂皇。
郑崇因为董贤贵宠过度而劝谏哀帝,因此深深得罪了哀帝,哀帝多次借公事谴责他。郑崇脖子上长了毒痈,想奏请退休,又不敢提出。尚书令赵昌奸邪、善于谄谀,素来痛恨郑崇,知道哀帝已疏远了郑崇,就趁机上奏说:“郑崇与刘氏宗族中人交往密切,我怀疑有什么奸谋,请追查惩处。”哀帝责问郑崇说”你家人来人往门庭若市,为什么要约束我交？”郑崇回答说:“我家虽门庭若市,但我心里却清静如水。希望陛下考察。”哀帝大怒,将郑崇逮捕下狱崐。司隶孙宝上书说:“尚书令赵昌指控仆射郑崇一案,经过反复调查审讯,郑崇被拷打将死,终究不吐一句口供。道路上的行人都说郑崇冤枉。我怀疑赵昌与郑崇私人之间有宿怨,因此才用谗言来陷害他。假如连宫禁之内皇帝身边主管机要的大臣,都遭诬陷蒙受冤屈,将使国家受到损失,会招来很多诽谤。我请求追查赵昌,以解众人心中的困惑。”奏章呈上后,哀帝下诏说:“司隶孙宝附会臣下,欺骗主上,想利用春月是宽大赦免的时期,进行诋毁和欺骗,以满足他的奸诈之心,是国家的大害。将孙宝免去官职,贬为平民。”郑崇最终死在狱中。
三月,任命诸吏、散骑、光禄勋贾延为御史大夫。
哀帝想封董贤侯爵,又没有什么借口。侍中傅嘉劝哀帝更改息夫躬、孙宠告发东平王的奏章,抹去宋弘的名字,改说成是由于董贤报告,皇上才得以知晓。哀帝想用这个功劳封董贤侯爵,就先把进行告发的有功人员全赐封为关内侯。不久,哀帝想封董贤等人,又心里顾忌王嘉反对,便先派孔乡侯傅晏将诏书拿给丞相、御史看。于是王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密封奏书说:“我们看到董贤等三人当初被赐封关内侯时,众人议论纷纷,都说董贤是因为贵宠而得赐封,捎带着其余两人也一起蒙恩受封,至今流言没有平息。陛下对董贤等施加仁恩不已,就应该公布董贤等人的奏章原文,询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请他们考查是否合乎古今前例,使此事能名正名顺,然后再加封他们爵位采邑。不然的话,恐怕会大失众心,天下人要伸长脖子议论抨击。若公开评论此事,必有说应当加封的人,陛下不过是听从采纳其建议,如此,天下人虽然不高兴,责任也有人分担,不单在陛下一人了。从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爵之时,也曾经有议论,大司农谷永认为淳于长应当加封,众人怪罪于谷永,先帝因而没有单独蒙受讥刺。臣王嘉、臣贾延,无才无能不称职,虽死仍有余责,明知顺从陛下的旨意,不违逆陛下,可以暂时保全身家性命。所以不敢这样做,是想报答陛下的厚恩啊。”哀帝不得已,暂且停止这样做。
夏季,六月,尊帝太太后傅氏为皇太太后。
秋季,八月,辛卯(十九日),哀帝下诏严厉斥责公卿说:“从前楚国有子玉得臣,晋文公为此忧愁得侧身而坐；近世有汲黯,挫败了淮南王的阴谋。而今东平王刘云等甚至有杀死天子反叛作乱的阴谋,这是身为国家栋梁的公卿们不能尽心职守、致力于察觉阴谋,以把祸患消灭在还未萌发阶段的缘故啊。幸赖祖宗在天之灵的保,侍中、驸马都尉董贤等发觉以后报告了我,使奸人全部伏诛。《书经》不是说吗,‘用恩德表彰善行。’现封董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孙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息夫躬为宜陵侯,赐右师谭爵位关内侯。”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傅郑恽的儿子傅业为阳信侯。息夫躬既蒙哀帝亲近,就频繁进见哀帝言事,议论无所避讳顾忌,上书逐个诋毁公卿大臣。百官畏其口舌,遇见他不敢正眼相看。
哀帝派中黄门到武库拿兵器,前后十次,送到董贤和哀帝乳母王阿的住所。执金吾毋将隆上奏说:“武库兵器,是天下公用的东西。国家武器装备的建造制作,都是用大司农的钱。大司农的钱,连天子的生活费用等都不供给。天子的生活费用和犒劳赏赐臣下的钱,一律出自少府。这就是不把国家用于根本的储藏用在不重要的事情上,不以民财人力供应无谓的消耗。区别公私,以表示所行是正路。古代诸侯、方伯受命主持讨伐,天子才赐给他们斧钺。汉朝边疆官吏接受抗拒侵略的任务和职务时,也赐给他们武库兵器,都是先接受军事和军职,然后接受兵器。《春秋》之义,强调臣民之家不可以私藏武器铠甲,目的在于抑制臣子的武威,削弱私家的力量。而今董贤等不过是陛下亲近宠爱的弄臣、对陛下有私情的卑贱奴仆,而陛下却把国家公用的东西送进私人家门,取走国家的威武之器,供应他们家用,使人民的财力分散于弄臣,国家的武库兵器摆设在卑贱奴仆之家,所做不当,将使骄横僭越愈演愈烈,不能够给四方做出好的榜样。孔子说:‘雍乐怎么会出现在三家的庙堂!’我请陛下把兵器收还武库。”哀帝不高兴。
不久,傅太后派谒者用低价买进了执金吾官府的八个官奴婢。毋将隆上奏说:“买官婢的价太贱了,请改用平价。”哀帝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说:“毋将隆位列九卿,既不能匡正朝廷的过失,反而奏请与永信宫争执买价的贵贱,有伤教化,败坏风俗。姑念他以前有安国的建议,贬降为沛郡都尉。”当初,成帝末年,毋将隆为谏大夫,曾上密封奏书说:“古代遴选诸侯入京担任公卿,以褒奖功德。应该征召定陶王到长安,让他住在定陶王府邸,以镇守万方。”所以哀帝念及他的这个建言而宽恕了他。
谏大夫渤海人鲍宣上书说:“我见到孝成皇帝时,外戚把持权柄,人人引荐他们各自的亲信来充塞朝廷,妨碍贤能之士的进身之路,混乱天下,又奢侈无度,使百姓穷困,因此发生了将近十次日食,四次彗星。这些危险覆亡的征兆,都是陛下所亲眼见到的。如今为什么反而更甚于从前呢!
“现在人民生业有七失:阴阳不和,出现水旱灾,是一失；国家加重征收更赋和租税,苛责严酷,是二失；贪官污吏借口为公,勒索不已,是三失；豪强大姓蚕食兼并小民土地,贪得无厌,是四失；苛吏横征滥发徭役,耽误种田养蚕的农时,是五失；发现盗贼,村落鸣鼓示警,男女追捕清剿,是六失；盗贼抢劫,夺民财物,是七失。七失尚可勉强忍受,然而还有七死:被酷吏殴打致死,是一死；入狱被虐致死,是二死；无辜被冤枉陷害而死,是三死；盗贼劫财残杀致死,为四死；怨仇相报残杀而死,为五死；荒年饥馑活活饿死,为崐六死；瘟疫流行染病而死,为七死。人民生业有七失而没有一得,想让国家安定,也实在困难；百姓有七条死路而没有一条生路,想要无人犯法,废弃刑罚,也实在困难。这难道不是公卿、守相贪婪残忍成风所造成的后果吗？
“群臣有幸得以身居高官,享受丰厚的俸禄,难道有肯对小民存有怜悯之心,帮助陛下推广教化的人吗!群臣的志向,不过是经营私产,满足宾客的要求,为图个人奸利而已。他们以苟且纵容、曲意顺从为贤能,以拱手沉默、尸位素餐为明智,认为象我这样的人是愚蠢的。陛下把我从村夫野民提拔为朝臣,实在是希望我能有毫毛般微小的贡献,难道仅仅是让我吃美食,当大官,尊贵地站在高门大殿上吗!
“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下上为皇天的儿子,下为黎民百姓的父母,是为上天象牧养牛马一样牧养人民。对待人民应当一视同仁,就如《尸鸠》一诗中尸鸠爱它的七个儿子一样。而今贫民连菜都吃不饱,又衣衫褴褛,父子、夫妇不能相互保全,实在令人酸鼻。陛下若不救助,将让他们到哪里去讨生路呢!为什么只供养外戚和弄臣董贤,给他们大量赏赐,以巨万来计算!使他们的仆从、宾客把酒当水,把肉当豆叶来挥霍,他们的奴仆侍从都因而成了富翁。这不是皇天的本意啊!
“再说汝昌侯傅商,没有功劳却被封爵。官爵,并不是陛下的官爵,乃是天下的官爵。陛下选取之人不配受此官,此官也不应加给此人,却希望上天高兴,民众心服,岂不困难吗!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才足以改变众人的观点,强悍能够独立,这是奸人中的魁首,乱世惑众最为厉害的人物,应及时罢黜斥退他们。那些外戚和幼童不懂儒学经术的,都应让他们辞职,去找老师学习儒术。请速征召前大司马傅喜,使他领导外戚。前大司空何武、师丹、前丞相孔光、前左将军彭宣,儒学经术都学自名师,而官位都高列三公。龚胜任司直,郡国都慎重地向朝廷推荐人才。这些人都可委以重任。陛下前些时因一点小事不能容忍,就罢退了何武等人,使天下人失望。陛下对那么多没有功劳德行的人尚且能容忍,难道不能容忍何武这些人吗？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把天下人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不能光图自己高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鲍宣措词虽然尖刻激烈,但哀帝因为他是名儒而优待宽容了他。
匈奴单于上书汉朝,请求明年到长安朝见天子。这时哀帝正患病在身,有人说:“匈奴从黄河上游的方向来,气势压人,不利。自黄龙、竟宁年间起,单于每到中原朝见,中原就会发生大变故。”哀帝因而感到为难,询问公崐卿,公卿也认为朝见一次要白白花费国库很多钱,可以暂且拒绝。单于使节告辞离去,还没动身,黄门郎扬雄上书规谏说:“我听说,儒学《六经》中所说治理国家之道,推崇在变乱未形成时就把它消弭于无形。军事上的取胜之术,推崇不通过战争厮杀就把敌人制服。以上二者都是高明精妙的策略,然而也都是大事之本,不能不留意。现在单于上书请求朝见,汉朝不准许而辞谢。我愚昧地认为,汉朝与匈奴之间从此种下了嫌隙猜忌的种子。匈奴原本是五帝不能使其臣服,三王对其无法控制的强国,不能使汉匈之间产生嫌隙猜忌是至为明显的。我不敢追溯太远的历史,谨以秦朝以来的史实说明这个问题:
“以秦始皇的强大,蒙恬的雄威,仍然不敢窥伺西河,而是修筑长城作为边界。等到汉朝兴起之初,以高祖的威力和英明,三十万汉军仍被匈奴围困在平城。当时高祖手下,善于出奇计的谋士、筹划决策的谋臣非常多,最后所以能脱身的原因,世人无法知道,因而也无法言说。又如吕后时,匈奴悖理傲慢,幸赖大臣们灵活处置,将言辞谦卑的回信送给单于,才把危机化解。到了孝文帝时,匈奴大举侵犯北部边境,侦察骑兵甚至深入雍城、甘泉,京师震骇。朝廷派三位将军率军驻扎在棘门、细柳、霸上以防备匈奴,数月才撤回。孝武皇帝即位,设下马邑之谋,想引诱匈奴主力深入,结果白白浪费钱财,劳顿军队,连一个匈奴人都没看见,更何况单于本人的面目呢!此后,武帝深思国家存亡大计,规划安定万年的策略,于是动员数十万大军,派卫青、霍去病统率,前后十余年,渡过西河,横穿大漠,攻破颜山,袭击单于王庭,跑遍了匈奴的国土,追逐奔逃的单于和匈奴的残兵败将,在狼居胥山祭天,在姑衍山祭地,到达瀚海,擒获名王、贵族数百人之多。自此之后,匈奴震惊恐惧,越发迫切要求和亲。然而,仍不肯向汉朝称臣。
“再说,前世之人难道乐于耗费无法计量的钱财,征发无罪的国民,到边塞狼烟以北去求一时痛快吗？那是由于没有一次的辛劳,就得不到长久的安逸；不暂时花费钱财,就不能有永远的安宁。因此狠下心投入百万大军、摧之于饿虎之口,搬运国库的钱财,填平匈奴卢山的沟壑,而不后悔。到本始初年,匈奴有凶暴不驯之心,企图劫掠乌孙,侵夺乌孙公主。于是朝廷派五员大将,率领十五万骑兵去袭击他们。当时很少有所斩获,仅仅是宣扬了我朝的武威,表明我军势如万钧雷霆,行动如疾风罢了。虽然空去空返不失兵卒,但由于没有斩获,朝廷还是诛杀了两位将军,因为北方的蛮族不顺服,中原就不能高枕安卧。及至元康、神爵年间,朝廷政治异常清明,社会风气十分良好,皇恩广施。而匈奴发生内乱,五个单于争夺王位。日逐王和呼韩邪单于率领本国百姓崐死心踏地归顺朝廷,匍匐称臣,然而朝廷仍然对他们采取笼络政策,打算不把他们置于直接统治之下。自此以后,匈奴希望朝见的,朝廷不拒绝,不想来的,也不勉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外国人天性凶猛好怒,体魄魁梧健壮,凭借一身蛮力和盛气,教化他们从善很难,引导他们作恶却很容易。他们性格倔强难以屈服,与他们保持和平状态十分难得。所以他们未顺服时,朝廷劳师远攻,耗尽国力,伏尸沙场,血流成河,攻坚破城,打败敌人,是那样的艰难；已经降服之后,朝廷慰藉安抚,赠送礼物,接待的礼节隆重威严,是这样完备周详。过去汉军曾攻破大宛的都城,踏平乌桓的堡垒,袭击姑缯的大营,扫荡荡姐的战场,砍断朝鲜的旌旗,拔取两越的旗帜,历时短的战役,不过一个月,长的也不超过半年,就已在蛮夷王庭耕田种植,扫除原来的聚落设置郡县,犹如云被扫净,席被卷起,不给后世留下祸根。唯独北方的匈奴却不能如此,他们才是中国真正强硬的敌手,与东西南三方的敌人相比有天壤之别。前世对匈奴甚为重视,现在也不能轻易改变态度而等闲视之。
“而今,匈奴单于归心仁义,怀着诚恳之心,准备离开王庭,来长安朝见陛下,这乃是前代遗留下的和平之策,神灵所盼望出现的太平盛景。国家虽然为此要有所破费,也是不得不如此。怎么能用‘匈奴从上游来,气势压人’这样的话加以拒绝,推说以后再来而不约定确切日期,使匈奴与朝廷疏远,勾消往昔的恩德,打开将来的裂痕!如果单于由猜疑而生嫌隙,含恨在心,仗恃以前有和好之言,将借着上述那些话,把怨恨归于汉朝,趁势断绝与汉朝的关系,最终放弃臣服之心。那时,威慑不住他,劝谕不了他,怎能不成为大患呢!眼明的人能看到无形的东西,耳聪的人能听到无声的音晌,假如真能事先防患于未然,即使不动兵革,也会令忧患不生。否则,一旦产生嫌隙之后,虽然智者辛苦策划于内,善辩者出使奔忙于外,还是不如嫌隙没有发生的时候。况且从前开拓西域,制服车师,设置西域都护,管理西域三十六个城邦国家,岂是为了防备康居、乌孙能越过白龙堆沙漠,进犯我西部边境呢？乃是为了扼制匈奴。一百年艰苦奋斗获得的和平安定局面,却要在一天之内破坏掉；花费十分费用取得的胜利成果,却因爱惜一分而令其全部付之东流,我私下里为国家感到不安。望陛下在尚未发生变乱和尚未爆发战争时稍加留意,以遏止边疆战祸的萌生!”奏章呈上,哀帝醒悟,于是召回匈奴使者,更换致单于的国书,表示允许单于朝见。随后赏赐扬雄丝帛五十匹,黄金十斤。单于还未动身,就赶上生病,于是又派使节到汉朝,希望将朝见推迟一年。哀帝同意了。
董贤尊宠日盛,丁、傅两家之人十分嫉妒他的得宠。孔乡侯傅晏与息夫躬谋划取得辅政大臣的地位,正巧匈奴单于因病不能来朝见,息夫躬趁机上奏,认为:“单于应当在十一月入塞,后来自己说有病不能来,怀疑可能有其他变化。乌孙两位昆弥势力弱,逃亡在外的卑爰则强盛,他东去与匈奴单于勾结,还派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侍奉单于,恐怕他们会联合起来吞并乌孙。乌孙被吞并后,则匈奴势力强盛而西域陷于险境。可以让归降朝廷的西域胡人假扮卑爰的使节来长安上书,请求借天子之威对单于施加压力,让其归还人质,崐趁把奏书交与主管机关处理时,让匈奴的使者知道。这就是所谓:‘上等的战术是破坏敌人的谋略,其次的是断绝敌人的外援。’”
奏书呈上,哀帝召见息夫躬,然后召集公卿、将军,举行大规模的讨论。左将军公孙禄认为:“中国经常依靠威望和信义,令蛮族归附,而伏首听命,息夫躬却先设诈谋对付匈奴,进献这种不讲信义的计策,是不能允许的。况且匈奴依赖先帝的恩德,自称藩属,替汉朝保卫边塞。现在单于因患病不能来朝贺,派使者前来陈告,并不失臣子的礼节。我公孙禄敢保证,直到我死,也不会看到匈奴成为边境的忧患。”息夫躬拉扯公孙禄说:“我为国家着想,才希望在事变未发生前,就先设下防范的计策,预先推测出还未形成的阴谋,我这是为万世安危着想,而公孙禄却只想以他的有生之年保证看不见事变,我与公孙禄的不同意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哀帝说:“好!”便命群臣退下,单独与息夫躬磋商。
息夫躬乘机建议说:“灾异屡次出现,恐怕一定会有非常的事变。可以派遣大将军巡查边塞部队,整顿武备,斩一个郡守以树威,震动四边蛮族。用这个方法应合天象应异。”哀帝认为有道理,就用这个建议去询问丞相王嘉。王嘉回答说:“我听说引导下民,靠行动不靠言辞；应验天变,靠实质内容而不靠表面文章。下民虽然卑微弱小,仍然不可以对他们使用诈术,更何况对于上天神明,难道可以欺骗吗!上天显示变异,是用来告诫人间的君王,想让他们觉悟,改正过失,诚心诚意推行善政,民心欢悦,上天就满意了。善辩之士只看见事物的某一方面,有时荒谬地用自己的意思附会星象,凭空捏造出匈奴、西羌将要发难的预言,谋划大动干戈,设下权变的计策,这不是应合上天的正道。郡太守、封国相有罪,就应驱车奔驰到皇宫门前,反缚双臂赴死,恐惧到如此地步,而摇唇鼓舌之人却妄图动摇国家的安全,把国家推向危难,雄辩的口舌只图一逞痛快罢了,实际不可听从。讨论国家大事,最让人头痛的是那些谄谀、阴险、诡辩、用心恶毒的建言。从前,秦穆公不听从百里奚、蹇叔的劝告,因而军队大败。他悔过自责,痛恨那些误国的大臣,想起白发老人的忠告,作《秦誓》以悔过,并得以名垂后世。愿陛下观览古代的戒鉴,反复思考,不要被先提出的建议所左右。”哀帝不听他的劝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