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尽管乐毅立下不世功业之后反遭新主的抛弃，但他对新主的怨言说得非常的委婉，对新主的愚蠢的责备也非常隐蔽，这些都完全建立在他高尚的人格和宽宏的涵养上。
燕王乃使人让乐毅，且谢之曰：“先王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仇，天下莫不振动，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者，为将军久暴露于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郄，遂捐燕而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
望诸君乃使人献书报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恐抵斧质之罪，以伤先王之明，而又害于足下之义，故遁逃奔赵。自负以不肖之罪，故不敢为辞说。今王使使者数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之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学者观之，先王之举错，有高世之心，故假节于魏王，而以身得察于燕。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谋于父兄，而使臣为亚卿。臣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不辞。
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弱，而欲以齐为事。’臣对曰：“夫齐霸国之余教也，而骤胜之遗事也，闲于兵甲，习于战攻。王若欲攻之，则必举天下而图之。举天下而图之，莫径于结赵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愿也。赵若许，约楚、魏、宋尽力，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节，南使臣于赵。顾反命，起兵随而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举而有之于济上。济上之军，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植于汶皇。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惬其志，以臣为不顿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国诸侯。臣不佞，自以为奉命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弗辞。
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畜积，及至弃群臣之日，余令诏后嗣之遗义，执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顺庶孽者，施及于萌隶，皆可以教于后世。
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者伍子胥说听乎阖闾，故吴王远迹至于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故吴王夫差不悟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非，堕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者，义之所不敢出也。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而不察疏远之行也。故敢以书报，唯君之留意焉。”
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率五国军队攻打齐国，攻下七十多座城邑，并把这些地方全部作为郡县划归燕国。只剩三座城没有攻下，燕昭王就死了。燕惠王即位，齐人使用反间计，使乐毅受到怀疑，惠王派骑劫代替乐毅的将军职务。于是乐毅逃亡赵国，赵王封他为望诸君。后来，齐国大将田单设计骗骑劫，最终打败了燕国，收复了七十多座城邑，恢复了齐国。
惠王后来深感后悔，又害怕赵国任用乐毅趁燕国疲惫时来攻打燕国。于是燕惠王派人责备乐毅，并向乐毅表示歉意说：“先王把整个燕国托付给将军，将军不负重托，为燕国打败了齐国，替先王报了仇，天下人无不为之震动，我怎么敢忘记将军的功劳呢!现在，适逢先王不幸离开人世，我又刚刚即位，结果竟被左右侍臣蒙蔽了。寡人所以让骑劫代替将军的意思，是因为将军长期在外奔波辛劳，于是召请将军回来，暂且休整一下，以便共议国家大事。然而，将军误解了我，认为和我有了隔阂，就丢下燕国归附了赵国。如果将军为自己这样打算还可以，可您又拿什么来报答先王对将军您的知遇之恩呢?”
于是乐毅派人送去书信回答燕惠王说：“我庸碌无能，不能遵行先王的教诲，来顺从左右人的心思，又惟恐遭杀身之祸，这样既损伤了先王用人的英明，又使大王蒙受不义的名声，所以我才逃到赵国。我背着不忠的罪名，所以也不敢为此辩解。大王派使者来列举我的罪过，我担心大王不能明察先王任用爱护我的理由，并且也不明白我之所以事奉先王的心情，所以才斗胆写封信来回答您。我听说贤惠圣明的君主，不把爵禄任意送给自己亲近的人，而是赐给功劳大的人；不把官职随便授给自己喜爱的人，而是让称职的人干。所以，考察才能再授以相应的官职，这才是能够建功立业的君主；能够衡量一个人的德行再结交朋友，这才是能显身扬名的人。我用所学的知识观察，先王举拔安置人才，有超越当代君主的胸襟，所以我借着为魏王出使的机会，才能亲自到燕国接受考察。先王过高地抬举我，在宾客之中把我选拔出来，安排的官职在群臣之上，不与宗室大臣商量，就任命我为亚卿。我自以为接受命令秉承教导，可以有幸不受处罚，所以就接受了任命而没有推辞。
先王命令我说：‘我和齐国有深仇大恨，顾不得国力弱小，也要向齐国报仇。’我回答说：‘齐国有先代称霸的遗教，并且留下来几次大胜的功业。精于用兵，熟习攻守。大王若想攻打齐国，就一定要联合天下的诸侯共同对付它。要联合天下诸侯来对付齐国，最捷便的就是先和赵国结交。再说，齐国占有的淮北和宋国故地，是楚国和魏国想要得到的。赵国如果答应，再联合楚魏和被齐占领的宋国共同出动兵力，四国联合攻齐，就一定可以大败齐国。’先王说：‘好。’于是亲口授命，准备好符节，让我出使到南边的赵国。待我回国复命以后，各国随即起兵攻齐。靠着上天的保佑和先王的精明，河北之地全数被先王所占有。我们驻守在济水边上的军队，奉命进击齐军，获得全胜。我们以轻便精锐的部队又长驱直人齐都，齐闵王怆惶逃到莒地，才得以免于一死。齐国的珠玉财宝，车马铠甲、珍贵器物，全部收入燕国的府库，齐国制定乐律的大钟被陈放在元英殿，燕国的大鼎又回到了历室宫，齐国的各种宝器摆设在宁台里，燕都蓟丘的植物移种在汶水的竹田里。从春秋五霸以来，没有一个人的功业能赶得上先王。先王认为满足了心愿，也认为我没有辜负使命，因此划分一块土地封赏我，使我的地位能够比得上小国的诸侯。我没才能，但自认为奉守命令秉承教诲，就可以万幸无罪了，所以接受了封赏而毫不推辞。
“我听说贤明的君王，功业建立后就不能半途而废，因而才能名垂青史；有先见之明的人，获得名誉后就不可毁弃，因而才能被后人所称颂。像先王那样报仇雪恨，征服了拥有万辆车的强国，收取它们八百年的积蓄。等到离开人世，先王仍不忘发布旨令，向后代宣示遗嘱。执政管事的大臣，凭着先王的旨义并按照法令，谨慎对待王族子孙，施恩于平民百姓，这些都可以成为后世的典范。
我听说，善于开创的不一定善于完成，有好的开端未必有好的结局。从前，伍子胥的计谋被吴王阖闾采用，所以吴王的足迹能远踏楚国郢都。相反，吴王夫差对伍子胥的意见不以为然，赐死伍子胥，装在皮口袋里，投入江中。可见吴王夫差始终不明白贤人的主张对吴国建立功业的重要性，所以把伍子胥沉人江中也不后悔。伍子胥不能及早预见自己和君主的度量不同，所以即使被投入大江里也不能改变诚挚的初衷。能免遭杀戮，保全功名，以此彰明先王的业绩，这是我的上策。自身遭受诋毁侮辱，因而毁坏先王的名声，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面对不可估量的大罪，还企图和赵国图谋燕国以求取私利，从道义上讲，这是我所不能做的。我听说，古代的君子在交情断绝时也不说对方的坏话；忠臣离开本国时，也不为自己的名节辩白。我虽不才，也曾多次接受有德之人的教诲，我担心大王听信左右的话，而不体察我这个被疏远人的行为。所以才斗胆以书信作答，只请大王您三思。”
历史上的功臣，得其善终者并不多。“功高震主”“兔死狗烹”，所谓名满天下，谤也随之。嫉妒者、仇恨者、不满者遍布朝野。尤其是新主登基，既不知昔日的艰难，又听信谗言与诽谤，故而诛杀功臣的特别多。如南北朝的傅亮、徐羡之，清朝的鳌拜等老臣就被新主诛杀。曾国藩当年就吸取这种历史教训，在裁撤湘军时暗存精锐，作到了英雄不自剪羽翼，如此就使自己没有随帝王的更替而轻易削弱。
“贤圣之君，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政者，正也。在任用赏罚时，一定要不徇私情、依照功过才具为标准进行。乐毅结合自己的经历，阐明了这个千古适用的政界、商界公理，对新主燕惠王听信谗言、用人不当提出了委婉的批评。无论是才干还是忠心，乐毅都堪称一代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