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弟左右：

接到李少帅的信，知道春霆因弟弟在奏章里说省三是和任逆打仗，霆军是与赖逆交锋，大为不平，自奏伤疾复发，请求辞职回家调理。又写信向少帅诉说弟弟行事霸道。弟弟处于这种百事不顺的时候，又增加这种好朋友闹矛盾的事，想你心绪更加难以忍受。但事已如此，也只有逆来顺受了。仍然不外是悔字诀、硬字诀罢了。

朱子常说：“悔字如春天，万物蕴藏积蓄的生机开始生发；吉字如夏天，万物繁盛已极；吝字如秋天，万物开始败落；凶字如冬天，万物开始凋谢。”又常用元字配春天，亨字配夏天，利字配秋天，贞字配冬天。为兄以为，贞字就是硬字诀。弟弟处在艰危的时候，如果能够以硬字诀效法冬天收藏的仁德，以悔字开启春天的生机，也许可以挽回一二吧！

听说左帅近来也很谦慎，在汉口情形如何？弟弟知道大致的情况吗？申夫的阅历极深，如果遇到危险，可和他深谈，他还能在恶风骇浪之中把好舵，领好航。他在官场中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

曾国藩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曾国藩一贯重视修身养性，认为在当时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晚清社会，尤其要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在家书中，我们可以见到许多有关修养的内容。

首先，他讲求立志。人要自强自立，最要紧的是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曾国藩认为，“欲求变之法，总需先立坚卓之志”。他非常自信地认为，只要立志，奋发努力，最终目的是可以达到的。他说：“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从某个层面上，曾国藩执著于事功，但也说明了立志的重要性。他说：“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关于立志，曾国藩还在家书里提到：“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总之，就是要按照修齐治平的理论，为社会干一番事业，成为封建社会的一代圣贤。他还向人表示：“君子当以不知尧舜周公为忧，当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

其次，他主张反省。一个人德行的进步，与意志坚定与否，与知识渊博程度高低有密切关系，但是也与能否时刻反省自己有直接关系。即能否“静坐常思己之过”，能否时刻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纵观家书，曾国藩一生在反省上最下工夫，后世对其多有称道，认为曾国藩德行的长进是由于立志和求知，也是由于其反省的次数多，并有改过的勇气。曾国藩每次反省都是从细微处着眼，改过自新：“念念改过，虽小必惩”。在日记中可见有许多通过反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改正错误的。这样的做法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的观念：吾日三省吾身。

再次，为人应谦虚。鉴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曾国藩从保全自己和调整与周围人际矛盾出发，主张言行谦谨。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他提出举止要稳重，说话要谦虚谨慎，更要其“终身牢记，无一刻可忽”。在另一封家信里，他对弟弟说，自己享受这么大的名分是受之有愧的，故每时每刻都不敢以此为资本向人炫耀。这里，曾国藩以平缓的语调道出了生活哲理：人贵有自知之明。失意时多看自己的长处；得意时多看自己的短处。这就叫做胜不骄，败不馁。1854年曾国藩44岁，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但是他比一般人能更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处境。他认为自己是名不副实，“故不敢稍涉骄奢”。同时要求子弟俭于自奉，满招损，谦受益，不可倚势骄人。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谦虚呢？他提出的方法是戒“长傲”、“多言”。此乃人生的两大凶德。一般的谨言慎行还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关键是要自省、自知。他认为人应当认清自己的角色，虚心向下，这样谨言慎行也就顺理成章了。

最后，他认为，为人要浑厚。关于“浑”，他说：“大约与人纷争，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最切于实用耳。”这就是说，在是非曲直的问题上，不可自以为是，必须给自己和对方留有余地。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因此，曾国藩在家书中也屡屡提到“处世为人理应与人为善”；“天下无完全无间之人才”。不要苛求别人，要求大同，存小异。

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是“慎独”，这在家书里也有提及。另外关于勤俭方面的内容也随处可见。曾国藩重视修身，以至于不惜舍身卫道，正是由于立志、反省等修养，才具备了同时代人不具备的一些精神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