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弟左右：

初十日接到圣上的恩旨，我承蒙皇上的恩宠封了侯爵，太子太保，沅弟承蒙封了伯爵，太子少保，都赏双眼花翎。沅弟部下李臣典封了子爵，萧孚泗封了男爵，这么特殊的恩典集中在一门。祖宗积累的阴德，我们得到这么重的福禄，感激之余，更增添歉责和惧悚！

沅弟到六月很辛苦，近日湿毒，好了十分之七。初十、十一、十二等日，演戏、宴客，每天一百多桌，沅弟应酬周到，并且不认为辛苦，这是俗话说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果真如此。我准备七月下旬回安徽，九月再来金陵，十一月举行江南乡试。沅弟准备在九、十月回家，各营要撤二万人，遣送费还没有着落。

同治七年五月十四日

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他于1838年中进士，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1847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1849年任礼部右侍郎。在十年之内，连升十级。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他又很自负地在给弟弟的信中说：“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曾国藩升迁如此之快，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有一定的声望；二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颇能洞察内情的王阊运就坚持认为，曾国藩的迅速发迹，主要是得益于穆彰阿的扶持和提携。事实正是如此，曾国藩才对穆彰阿感激涕零。从1840年到1847年间，除1843年赴四川充任正考官主持乡试以外，一直担任闲散文职。他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大量读书，结交友朋，精心研究历代典章制度和从政的经验，为以后的步步高升奠定了基础。就是说，他有着与他人不同的机遇和自我从政能力的储备。

1.适应环境。曾国藩是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发家，但其为官生涯也颇费了一番周折。起初，他自命清高，对封建官场习气很不习惯，甚至厌恶、反感。在组成湘军之后，他一味蛮干，地方大吏不予合作，使他处处碰壁，吃软钉子，而一旦有了小小的战绩，他便沾沾自喜甚至扬扬得意，被别人抓住了小辫子，在官场上处境艰难。但是曾国藩是一个很注意总结经验教训的人。他及时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在为人处世方面不断自我修正。到1858年他再次踏入官场的时候，在处世作风上便一改往日的做法，逐渐得心应手。

2.言行谨慎。曾国藩对自己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在给其弟的信中说：“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曲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即1857～1858年)大悔大悟，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随着经历的增多，他的这种感受也越来越深，他还给在家的四弟说：“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之表现。”曾国藩是一个适应环境能力很强的人。他知道单凭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改变官场风习的，所以他就努力去适应这样的环境，调整自己的心态。他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棘。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转变后的曾国藩在做官方面的本领有很大的提高，能够在较短时间里熟悉官场的习气，在以后的官宦生涯里，没有再发生任何过激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