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说，徐母以异梦而生霞客，“生而修干瑞眉，双颅峰起，绿睛炯炯，十二时不瞑，见者已目为餐霞中人”。他天资聪慧，孩童时读私塾，即能开口成诵，提笔成章。他对科举考试要求的经书不感兴趣，而特别喜欢奇书以及一切冲举高蹈的故事，常常将舆地志、山海图经等藏在经书之下偷偷阅读，读到有趣的地方，常常眉飞色舞神游天外，陈函辉说他“尝读《陶水监传》，辄笑曰：‘为是松风可听耳。若睹青天而攀白日’夫何远之有？‘及观严夫子’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又抚掌曰：‘丈夫当朝碧霞而暮苍梧，乃以一隅自限耶？’”
徐霞客受父亲的影响，同时也由于高蹈的个性，从小不喜欢八股时文和世俗功名，只是为了安慰父母，才在15岁那一年勉强参加了科举考试，失败之后，即肆志玄览。如前所说，“徐氏先人自一世祖徐锢始就开始藏书；到徐麒已有藏书数千卷；到徐霞客高祖徐经，筑有万卷楼”，祖父徐衍芳分得的祖产就是湖庄书屋。祖上丰富的藏书为徐霞客的阅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遍读先世藏书，并不断购买不曾见到过的书。他读书非常认真细致，并有惊人的记忆力，对别人所提的问题总能说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因此被人称为“博雅君子”。当时有人认为他言行怪诞，他也不管不顾，一心一意搜求古人逸事与藏书。有时遇到意趣相投的词人酒客、亲朋好友，就一起觞咏流连通宵达旦。
广泛的阅读为徐霞客日后的地理学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至于他对书籍的浓厚兴趣则保持终身，后来在旅行过程中，只要看到“奇书”，哪怕是不吃饭不穿衣也要买。其族兄徐仲昭曾说，“霞客性酷好奇书，客中见未见书，即囊无遗钱，亦解衣市之，自背负而归，今充栋盈箱，几比四库，半得之游地者。”(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
在读书过程中，他发现“山川面目，多为图经志籍所蒙”，于是决心穷丸州内外以探奇测幽。父亲病逝之后，外侮迭来，徐霞客更加厌弃尘俗，欲问奇于名山大川，但是因为有母在堂，只好将五岳之志暂时搁置。钱谦益《徐霞客传》说：“霞客生里社，奇情郁然，玄对山水，力耕奉母，践更繇役，蹙蹙如笼鸟之触隅，每思飚去。”可以说是青年霞客形象的生动写照。20岁的时候，在母亲的鼓励支持下，他告别慈母和新婚的娇妻，第一次泛舟太湖，登临东、西洞庭，访灵威丈人遗迹，从此开始了超迈古今的旅行。徐霞客在1623年36岁时的游记中写道：“余髫年蓄五岳志，而玄岳出五岳上，慕尤切。”(《游嵩山日记》，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49页，以下《徐霞客游记》页码皆从此书)，可见他对少年时代的理想和志向一直念念不忘。
陈继儒《豫庵徐公配王孺人传》说：“弘祖远游，非宦非贾，非投谒，而山水是癖，一奇也。”也就是说，徐霞客之游，主要出于对山水的癖好和好奇。事实上，徐霞客同时代的朋友以及后来的清代学者几乎一致认为他是出于一种朦胧的好奇心，因此而称他为“奇人”、“畸人”。
他在崇祯十二年(1639)九月十二日夜晚，与“留心渊岳”的史君对谈，讨论鸡足山的山脉走向，“史君谓生平好搜访山脉，每被人哂，不敢语人，邂逅遇余，其心大快。然余亦搜访此脊几四十年，至此而后尽，又至此而后遇一同心者，亦奇矣。夜月甚明，碧宇如洗，心骨俱彻”，十三日“复与剧谈”。现存游记到九月十四日止，季梦良曾引王忠纫之语说，“自十二年九月十五以后，俱无小纪”。这段接近游记尾声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成徐霞客对自己旅游动机的一种曲折的解释。史君生平留心渊岳，好搜寻访求山川脉络，每每被人讥笑，不敢告诉人，现在偶然遇上徐霞客，史君心里非常高兴。而徐霞客也认为能遇见史君这样一个同心人，简直是奇迹。也就是说，徐霞客自己认为，他搜奇探幽的旅游和史君一样，完全是兴趣使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因此也很难被人理解，现在得遇史君这样的“同心者”，畅谈山水之趣，不禁心骨俱彻。以今人的眼光来看，说徐霞客旅游的动机目的只是由于好奇，由于对山水的癖好，显然过于简单，因为它事实上已经是一种严格意义的科学考察。正因为这样，研究者对徐霞客旅游的思想动机和社会背景等作了许多的分析和讨论。不过，无论如何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即：千古奇人徐霞客的千古罕见之游与他少年时期的五岳之志是分不开的，在成年徐霞客的身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那个“神栩栩动”的少年的影子。
徐霞客友人
黄道周(1584～1646)，字幼平，号石斋，福建漳浦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升任右中允。黄道周学贯古今，在文学、哲学、天文、历算诸方面都有很深造诣，而且为官刚正不阿，敢于直谏，因此有“文章风节高天下”之名。庄起涛《黄漳浦先生年谱》说黄道周“独喜挟册走最高峰，倚松欹石，踽踽充归”，也就是说，这位名震一时的学者和显宦也喜欢自然、喜欢旅行，年轻时曾游历过西南地区。
徐霞客非常仰慕黄道周的志节才学，崇祯元年(1628)他第三次游历福建，听说黄道周因母丧在家守制，于是徒步三千里，拜谒于墓下。两人一见如故，通宵畅谈。因为守丧期间，“有笔墨之戒”，所以黄道周许诺日后要赠长诗给徐霞客来纪念他们的初识。
崇祯三年(1630)二月，徐霞客在常州听说黄道周自漳浦返京，途经江苏，便操小舟一路追赶至丹阳。故友重逢，分外激动。黄道周念及两年前相见的情景和自己的承诺，又念及近年来的东林之祸，不禁感慨万端，于是，“沽酒对饮，且饮且题诗，诗成而酒未尽；文不加点，沉郁激壮，遂成绝调”(文震孟跋语)--《七言古一首赠徐霞客》。黄道周在诗中满怀深情地追述了徐霞客不平凡的人生历程，并热情讴歌他“乃欲搜剔穷真灵，不畏蛲岩不避死”的探险精神。然后，又感怀身世，抒发对时局的忧虑和政治上的抱负：“男儿不仙必良将，驱龙凌波破荡漾。挽河洗甲天下清，安能对镜坐相向。”徐霞客另一好友陈仁锡当时同在舟中，他在该诗的识语中说：“霞客着屐破旃裘，石斋落笔惊风雨，故宜两绝。”徐霞客非常喜欢也非常珍惜这首诗，请多位好友为之题跋，并刻石置于晴山堂中。文震孟跋语云：“以奇人遇奇人，当奇境而成奇文，固宜也。”项煜跋语云：“先生(指黄道周)于世殊落落，霞客游满天下，所交多一时贤豪长者，而尤心许先生，走万里而谒之穷；夫自世俗观之，则几于嗜痂之癖也。”就在他们这次见面的前一年，黄道周曾挺身为东林党人钱龙锡辩护，而被削职。崇祯五年(1632)，黄道周再次因直谏而得罪朝廷，被削职为民，遂放浪山水以洗心中部愤。这年秋天，黄道周与徐霞客曾同游金山、焦山，泛舟太湖，以“孤云独往还”为韵，互相唱和。崇祯六年，徐霞客再次长途跋涉，到福建漳州，与黄道周同游大峰山。这是他们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相聚。徐霞客临走时，黄道周作“百韵千字”的《五言古风四首有跋》以存“远证”。
徐霞客于崇祯九年(1636)开始万里西游，自忖此行“往返难以时记，死生不能自保”(《致陈继儒书》)，临行前渴望与黄道周一晤，但是黄道周“杏无音至”；徐霞客到杭州询问，得知黄道周“犹未北至”，只好怅然远行。从《游记》中可以看到，西游途中，徐霞客一直关注着黄道周的命运。崇祯十年(1637)十二月二十六日记：“始知石斋先生已入都，又上二疏。”崇祯十二年(1639)六月初九记：“是日始闻黄石翁去年七月诏对大廷，与皇上面折廷诤，后遂削江西郡幕。”原来黄道周被朝廷起用之后，依然锋芒毕露，因上疏指责大臣杨嗣昌而被捕下狱，受尽折磨。
徐霞客在与木增纵论天下人物时说：“至人惟一石斋。其字凰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宇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然其人不易见，亦不易求。”当木增问到能亲身受到教益的有哪些人时，徐霞客强调“人品至难”，可见，徐霞客说黄石斋是完美无缺的“至人”，主要推崇的还是他高尚的人品。
崇祯十三年(1640)，徐霞客西游归来，卧游病榻，对儿子说，他已看破生死，了无牵挂，唯一的遗憾是“不得一见诸故交”(陈函辉《墓志铭》)，于是让长子徐屺携寒衣和他手书的游记千里迢迢去京师探望身处囹圄的黄道周，令“杖下余生”的黄道周“感激无已”，也“欣赏无已”。三个月之后，徐屺回到家里，备述黄道周狱中情形，徐霞客“据床浩叹，不食而卒”(钱谦益《徐霞客传》)。
在徐霞客去世之后的第二年(崇祯十四年)，黄道周在谪戍广西途中，求人捎信和诗给徐屺。这位“不易求”、“不易见”、“严冷方刚”的铮铮铁汉，以血泪文字遥奠亡友：
十州五岳齐挥泪，屐齿无因共数峰--《挽徐霞客》
庚辰初冬，拜尊公授衣之惠。知耿耿相念，如将远别，神明相告，梦寐与通。缙绅倾盖白头者多矣，要于嚼然物表，死生不易，割肝相示者，独有尊公。忆壬申岁，买舟空山，呈履华阳，相从敝寓鹏峰之上，每以子瞻、陈季常彼此相喻。今果验矣！仆之受祸，毒于子瞻；而尊公中折，痛于季常。垩人已殇，郢匠辍斤，即令台、宕、华、峨，起于左右，仆杖履甚健，亦岂乐自独从之乎？已矣！仆髀肉已消，五岳之期，遽损其半，从此无意烟霞之外。--《遣奠霞客寓长君书》
黄道周在这里，先将他与徐霞客的交情和遭遇比作苏轼与陈季常；又借用《庄子》中的典故表达失去徐霞客的悲痛。《庄子·徐无鬼》云：“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为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质，指对象。匠人虽巧，要有郢人这样的对象；庄子虽智，要有惠子这样的对象。黄道周说，就像匠人失去郢人而辍运斤之妙响、庄子失去惠子而息濠上之微言一样，他失去了徐霞客，从此无意烟霞山水之乐，哪怕是山岳立于左右，自己又身强力壮，也不忍独游；更何况听到徐霞客去世的消息，自己早已悲痛得髀肉消损！真是情到深处，铮铮铁汉也流泪！
徐霞客与黄道周之间死生不易、肝胆相照的友谊，颇具英雄相惜的悲剧色彩。相比之下，徐霞客与静闻之间的友谊则似乎更多一份高山流水的情韵。
静闻是浙江天台迎福寺莲舟上人的弟子，“禅诵垂二十年，刺血写成《法华经》，愿供之鸡足山”(《静闻事略》)。徐霞客万历四十一年(1613)即与莲舟上人同游天台山和雁荡山，应该于此时即已结识静闻。崇祯九年(1636)，徐霞客开始壮烈的万里遐征，静闻同行。一路上，他们“晓共云关暮共龛，梵音灯影对偏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静闻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他慈悲善良，宽容厚道，一言一行，都严守戒律。崇祯十年(1637)二月十一日深夜，他们在湖南衡州府(今衡阳市)境内遇盗。危急之中，大家纷纷赤身跳入水中，在盗贼的刀剑之下逃生。静闻却独自留在船上，舍命向盗贼乞求，保住了佛经和徐霞客的许多重要书籍、文稿；盗贼放火烧船，他为了救火，被刺两刀；等盗贼离开之后，他又在烈焰和寒冷的河水之间往返穿梭，抢救物品，直至船只沉没，然后就在沙岸边等待物品的主人来认领。第二天早上，他与徐霞客劫后重逢，看见徐霞客只穿着单衣单裤，冷得发抖，赶紧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给徐霞客穿上。在这次劫难中，仆人顾行也受了伤。
同年六月，在广西境内，静闻和顾行都病倒了，徐霞客一边独自搜奇访胜，一边设法照顾两个病人。静闻病重，徐霞客不惜重金为他雇马、雇车、雇轿子。静闻被奸诈的轿夫丢弃在天妃庙里，徐霞客好不容易找到静闻，见其病重，不宜搬动，只好暂时留在庙里，并找医生治疗。徐霞客见庙里的和尚不可靠，不放心把钱给他们，决定自己亲手给静闻买蔬菜和做粥用的绿豆杂米。和尚赚不到便宜，就挑拨、蛊惑已经处于谵妄状态的静闻，说徐霞客不爱惜静闻的生命而吝惜钱财。徐霞客不顾静闻的误会和和尚的恶意伤害，仍然买了绿豆蔬菜去问候、照顾静闻。
静闻病体一直未愈，到南宁之后，已虚弱不堪，再也不能与徐霞客同行。徐霞客临离开南宁时，去崇善寺与静闻告别。他挂念静闻畏惧窗前裂洞漏进来的寒风，特意出钱请人修整，并将所有的钱都留给寺里的和尚，托其照顾静闻。徐霞客本意想游历一段时间再来这里与静闻相会，就算静闻有了不测，他也要来这里带走静闻的骨灰。静闻则渴望自己能活下去，他想，如果自己身体好了，不一定要等徐霞客回来，自己可以走向鸡足山，实现理想。因此，他恳切地要求徐霞客留下布鞋、茶叶等物。徐霞客乘船走了十多里之后，想到静闻临别的神情，思虑再三，放心不下，又将布鞋、茶叶等送回给静闻。徐霞客后来在《哭静闻禅侣(五)》中追述这一情景：“别时已恐无时见，几度临行未肯行。”
这一别果然成了“永诀”。第二天，即崇祯十年九月二十四日，静闻凄凉地死在崇善寺，寺里的僧人竟然连棺木都未给置办，草草将其火化。徐霞客听到消息后，“为之哀悼，终夜不寐”，并将死生之痛付诸文字，写下《哭静闻禅侣》组诗六首，其一云：“西望有山生死共，东瞻无侣去来难。故乡只道登高少，魂断天涯只独看”；其二云：“可怜濒死人先别，未必浮生我独还。含泪痛君仍自痛，存亡分影不分关”；其三云：“客里仍离病里人，别时还忆昔时身。死生忽地分今日，聚散经年共此晨”；其四云：“别君已许携君骨，夜夜空山泣杜鹃”；其六云：“一番魔障一番憨，梦寐名山亦是贪”，“幻聚幻离俱幻想，好将生死梦同参”。比之黄道周哭霞客，同样的悲哀沉痛。
徐霞客于十二月初十回到离别七十五天的南宁，到崇善寺打听静闻临终情形，得知静闻遗言，一定要埋骨于鸡足山，于是准备携带静闻的骨殖同行。寺里的和尚为了瓜分静闻留下的佛经和衣服，与旅店梁老板勾结，百般阻挠刁难，甚至威胁说要谋杀徐霞客。徐霞客经过七天的艰难努力，并写了领取遗物的假领条，才得以掘取骸骨。
一年之后，徐霞客背着静闻的骨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鸡足山悉檀寺。崇祯十一年(1638)十二月二十六日，在鸡足山僧侣的帮助下，徐霞客将静闻的遗骸安葬并建塔墓上。有人铭曰：“孰驱之来，迁此皮囊。孰负之去，历此大荒。志在名山，此骨不死。既葬既塔，乃终厥志。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霞客静闻，山水为馨。”
一个佛教徒为了心中虔诚的信仰，在通往理想的路上献出了生命；一个旅行家为了人间真挚的情谊，历尽艰辛，将其骸骨送达目的地，实现了死者的理想。这是一个关于理想、关于友情的真实故事，说不上曲折，也说不上悲壮，却已足够与日月共久长，与山水共芬芳。
徐霞客的身世、志趣、人品固然都有奇异的色彩，然而，最为奇异的当然还是他亘古罕见的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