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圣”，就是能够认识自然之道而独立创作的人；所谓“明”，就是能够理解圣人的著作而加以阐述其学说的人。用著作来陶冶人的性情，先哲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功劳。孔子的学生子贡说，“孔子的文章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说这些著作里，表达了圣人的某些意见或者主张。古代圣王的教训，在古籍上面记载着；孔夫子的言行，都表现在那些富于教导人的格言里面。所以，远古的文章，孔子曾称赞过唐尧之世，说“多么兴盛焕发啊！”对于近世，他褒扬过周代的文章，说“多么丰富多彩啊，十分值得效法！”这就是政令教化方面重视文章的例证。春秋时郑国攻入陈国，在对待晋国的责问中，郑国的子产因善于言辞而立了功劳。宋国用最隆重的礼仪来接待晋国的赵文子，宾主言辞都很有文采，孔子特使弟子记录下来。这些都是事业上以文为贵的例证。孔子褒扬赞美子产就说：“不仅能用语言成功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又能用文采成功地将语言修饰得很漂亮”；孔子一般地谈到有才德的人就说：“情感应该真实可信，文辞应该巧妙精美。”这些都是个人的学习修养也应重视文采的证明。由此可见，思想要充实而言辞要有文采，感情真诚而文辞巧妙精美，这些就是写作的基本法则了。

圣人能够全面地考察自然万物，并深入探究各种精深奥妙的变化；这样才能写成堪称楷模的文章，其表达的思想内容才会与客观事物相符。圣人的著作或者用简练的语言来表达旨意，或者用广博的文辞来备述情理，或者用明白的道理来建立文章的主体，或者用含蓄的语义来隐藏文章的作用。如像《春秋》就常用极少的字来表示对某人某事的赞扬或批评，《礼记》里常用轻丧服的礼仪规则来讲述重丧服的礼仪规则，这就是用简练的语言来表达主要思想的例子。又如《豳风·七月》用很多的章句联章成篇，《礼记·儒行》也用复杂的叙述和丰富的词句来记载，这就是用较多的文辞来完备地叙述情理的例子。此外，有的文字决断万事像《夬卦》那样果断干脆，有的文章说明事理仿效《离卦》那样的明白清楚，这就是用明白的道理来表述文章要点的例子。《易经》的四种卦象，道理精深，意义迂回隐蔽，《春秋》所运用的五种纪事体例，也是委婉隐晦，意义婉转，这就是用含蓄的语义来隐藏文章作用的例子。根据上述我们知道，各种文章在表现手法上，有繁缛和简略，隐晦和明显的区别，对这些不同体制和不同手法，或者抑制，或者援发，都随着时机而定；写作时的千变万化，既要注意融会贯通圣人写作的经验，又要适应具体情况的变化灵活运用。如果我们以周公、孔子的文章作为标准，那写作上就找到老师了。

所以刘向谈论文章，一定要以圣人为标准来进行验证；匡衡上书劝学，一定要以经典为根据。《周易》里说：“辨别事物并给以恰当的说明，有了明确的辞语就可以充分表达了。”《尚书》说：“文辞应抓住重要的内容，不应一味追求奇异。”因此，正确的说明才能使文章辩理成立，抓住要点才能安排好文章的词句，如能这样安排文辞，便避免了爱好奇异的过失；辩理成立就能得到文辞明确的优点。这样即使精深的义理隐蔽曲折，也不会影响说明的恰当；即使微妙的文辞晦隐委婉，也不会影响到抓住要点。抓住要点与微妙的辞语并不矛盾，正确的说明同精深也可以并存。这些情形，在圣人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颜阖说：“孔子好比在已有自然文采的五彩的羽毛上再加装饰似的，只是追求华丽的辞藻。”他虽然想以此来指责圣人，但是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为圣人的文章内容雅正而又文辞绚丽，本来就兼有动人的文辞和充实的内容。自然之道那么难以弄懂，尚且要钻研；圣人的文章是显而易见的东西，为什么不去思索探究呢？如果能根据圣人的著作来进行写作，那做的文章就接近于成功了。

总结：

神妙之极啊！圣人，

只有圣人懂得精妙的道理。

精心顺从自然之理写作文章，

灵秀的气质构成闪耀的文采。

宝镜高悬好似日月之明，

言辞丰富犹如山海。

百岁圣人虽然如影逝去，

千载之后精神依然存在。

“征圣”就是以儒家圣人从事著作的态度为证验，向这种态度学习。

全篇分三部分：一、学习圣人重视文章的写作和写作文章的基本原则的态度。根据圣人对政治教化、事迹功业、个人修养三个方面的重视，得出“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是写作的金科玉律。二、学习圣人能够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方法的通变态度。由于圣人掌握了自然之道，所以能够对文章的繁、略、隐、显，根据具体的情况作适当处理。三、学习圣人的华实并重。刘勰认为“衔花佩实”是圣人文章的突出的优点，这也是他论文的一条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