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先哲经久不变的训导叫做经书，阐述经的意义，叙说道理叫做论文。论，就是有条理的意思；道理讲的有条理而没有差错，那圣人经书的本意就不会丧失。从前孔子回答他的学生和当时人的问题时说了许多精妙的话，他死后学生把它们追记编辑起来，谦虚的不敢称经，而称它为《论语》。后来，各种论文的称为论，就是从这里开头的。在《论语》以前，经书没有用论字作为书名、篇名的。相传姜太公的兵法书《六韬》中有《霸典文论》与《文师武论》二论，这两个论字可能是后人追题的吧。详细观察论文的体裁，分枝条流的品种很多：用来陈述政事的，就与议和说这两种文体一致；用来解释经书意义的，就与传和注的体例参考配合；用来辨析历史的，就与赞和评这两种文体意义一样；用来诠评文章的，就与序和引这两种文体的一致。所以，议，就是要讲得合宜得当；说，就是说话要动听能使人喜悦；传，就是转述老师的学说给后世；注，就是以解释经书的意义为主；赞，就是为了说明意义；评，就是要公平的评论道理；序，就是按次第顺序申说内容；引，就是引申的话。上面所讲的文体虽然有八种名称，但以论述道理为主却是一致的，都可归属于论。

论，就是概括各家的话来研究一个道理的文章。所以庄周的《齐物论》，用论字来作为篇名；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中，昭彰明著地列出《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六论”。到汉代，汉宣帝召集诸儒在石渠阁议论经艺；汉章帝在白虎观里会聚儒家学者讲论“五经”，都是阐述圣人之道，疏通经典的意义，这是论文的正体。到班彪的《王命论》，严尤的《三将军论》，论述情理通畅明白，很善于运用史实例证。魏武帝曹操初建霸业，兼用名家和法家的学说统治。从当时作家傅嘏、王粲的论文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循名责实的理论十分的熟悉。到了正始年间，要致力于魏文帝明帝的注重文治；在何晏这一类文人的倡导下，讲玄学的论文开始盛行起来，于是老聃、庄周的道家学说得势当路，与孔子的儒家学说争夺地位了。仔细观阅傅嘏的《才性论》，王粲的《去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夏侯玄的《本无论》，王弼的《易略例》上下两篇，何晏的《道德论》等，都是不因袭前人而有独创见解，笔力锋利，持论精密，是阐发理论的杰作。至于如李康的《运命论》，与王充的《论衡》等篇内容相同，但文采却比《论衡》华丽；陆机的《辨亡论》，模仿贾谊的《过秦论》，形式虽然相像，但却远远不及《过秦论》。然而，在论这种文体中，这些文章也算是好的。

其次说到晋代的宋岱著有《周易论》，郭象著有《庄子注》，他们的论文思想深入到了事物变化的极精深神妙的境界；晋代的王衍和裴頠，其论文在“尚无”和“崇有”的问题上展开了交锋和辩论。他们都算得是当时独一无二的，而又扬名后代的人。然而在辩论中，拘滞于“有”的“崇有”论者，完全着眼在形象和物体的作用方面；而看重“无”的“尚无”论者，又专门抱守着寂寥虚静的虚无的主张。徒然做精辟的片面解释，没有谁能够达到正确而全面的理论。动用心思穷极探究到神妙的自然之道的本源，只有佛法的最高境界吧！到东晋时代，众多文人都致力于清静无为的玄虚空谈，虽然常常有新的解释，不过大多是抽引前人说过的话头罢了。至于如张衡的《讥世论》，颇有些像俳优戏子的玩笑之说；孔融的《孝廉论》，只说些开玩笑的话；曹植的《辨道论》，文章写得同抄书一样；写论文不能持正确的论点，这种论文还不如不写。

考究论问这种体制，是用来明辨是非的；它深入穷极地研究具体的事物，追根寻底地探讨无形的、抽象的问题。要攻破困难求得贯通，要深入探索取得最后的结论。像筌是捕鱼的工具和蹄是捕兔的工具一样，它们乃是求得各种理论的手段；像秤砣和秤杆是衡量轻重的标准一样，它们乃是衡量万事万物的尺子。所以论文的内容贵在周全通达，言辞切忌支离破碎，必须使内容与所说的道理完全一致，这两者配合得没有一点缝隙；用辞要和所表达的思想紧密相扣，使论敌无隙可乘。所以作论文好像砍木柴一样，贵在顺着木柴的纹理把它劈开。可是自恃斧头锋利的人，不顾木柴的纹理而横加砍断；这好比言辞善辩的人，就是违反了事理也要强词夺理地来自圆其说。这样的论文看起来虽然文字巧妙，但只要考求实际就知道那个道理是错的。只有有教养的君子才能够通晓天下人的思想并能够以理服人的，哪里可以凭诡辩随便歪曲论述事理呢？至于经书里注释的话，是把论文分散在各个注里，注释的文字虽然繁杂不相同，但总归起来是同属一类。如像秦延君的注解《尚书·尧典》篇目的“尧典”这两个字，竟用了十余万字；朱普的注解《尚书》，竟长达三十万言；所以通达事理的人都讨厌他们注释的烦琐冗长，以学这样的注释章句为羞耻。如像大、小毛公的训解《诗经》，孔安国给《尚书》作传解，郑玄的注释《礼记》，王弼的注解《易经》，都文字扼要，意义明显，可以算得上是注释这类文体的榜样。

说，就是喜悦的意思，悦字的右边是兑，兑在《周易·说卦》里做口舌解。所以说话应说使人喜悦高兴的；过于讨好人的话必定有虚伪，所以虞舜对谗言感到十分的震惊。善于说的，如像伊尹用调味的道理来说明执政，从而使殷代兴盛起来；吕望用钓鱼的道理来辩明治国，从而使周朝兴旺起来；到春秋时期，烛之武前往说服秦军，解除了郑国的困危；端木赐出使说服齐国释鲁攻吴，因而保存了鲁国的社稷。这些，都是好的说辞的例子。到了战国时代，七国争雄，善辩游说之士风起云涌。有的合纵，有的连横，参与各国谋划，较量势力强弱；《转丸》篇里记载着他们巧言善辩的辞令，《飞钳》篇里隐伏着他们纵横捭阖的精巧技术。因此，一位辩士的话比九鼎国宝还要贵重，辩士的三寸舌胜过了百万大军。苏秦佩带了六国众多的相印，张仪被封给五个殷实的都邑。

到汉代平定秦楚，辩士说客也不再那样得势；刘邦的辩士郦食其被齐王田广烹杀于油锅中；韩信的谋士蒯通也几乎被投入汉高祖的烹鼎之中。此后虽然还有陆贾因为善于言说而很有声名，张释之对汉文帝谈说善于结合当前的形势，杜钦的文辞辩论，楼护的唇枪舌剑：他们摇唇鼓舌，往来游说于帝王的殿阶之下；见微补缺，献计献策于公卿的坐席之前。然而他们大多看风向说话，没有谁敢于违反潮流逆流而上的。言说之事重在看准时机，根据情况的变化需要而弛张相随。不光婉言陈说，还要书写成文。范雎的《上秦昭王书》言谈治国的疑难之事，李斯的《上始皇书》谏劝停止逐客，都是顺其情理、投合机宜，用动听的言辞切中时务；他们虽然触犯了君王，却获得了成功而受到信任，这是上书中善于劝说的例子。至于邹阳的上书说吴王刘濞和梁王刘武，比喻巧妙而理由充足，所以处境虽然危险而没有受害。而东汉的冯衍言说鲍永和邓禹，引证事例迂缓，文辞又繁冗，所以几经游说却很少得志见用。

大凡说这种文体的关键是必须抓住有利时机，而且意义正确；使进有助于事业的成功，退不妨碍自身的荣显。只要不是欺诈的敌人，那就要讲忠诚与信实。打开心里的话来献给君主，用巧妙的文采来加强语言的说服力，这就是说这种文体的根本原则。可是，陆机在《文赋》里却说：“说这种文体只是说得天花乱坠，而实际是狡诈欺骗。”为什么呢？

总结：

理论要用语言来表现，

叙述理论便成了论文。

论文研究自然与人事的奥秘，

使人的思维到达深远的境地。

论述像阴阳变化那样没有差错，

它使得鬼神也不能逃遁。

游说像飞钳一样能抓住人，

说辞能很快就产生勉励和阻止的效用。

《论说》的“论”和“说”都是文体的名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都阐明某种道理或主张，因此，后代把二者合称为“论说文”。但是却是两种不同的文体：“论”是论理，着重在阐发理论，来辨明是非，重在逻辑说理；“说”是使人悦服，多针对紧迫的现实问题，用具体的利害关系和生动的比喻来说服对方，重在形象说理。因此，后代把二者合称叫“论说文”。

全篇分两部分：一、说明“论”的概念、类别，从先秦到魏晋的发展概况，讲“论”的写作的基本要求，附论注释文和“论”的异同，并且把注释一概归入论体。二、讲“说”的含义，发展概况“说”的写作的基本要求。

逻辑严密、形象生动，是我国古代论说文的优良传统。刘勰主张“论说文”要内容正确，逻辑严密，形象生动。同时还要求写作论说文在善于研究各家的看法、论点时要有自己的见解，具有独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