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己有善勿专，教不能勿怠，已过勿发②，失言勿掎，不善勿遂③，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则身安誉至而政从矣。
“且夫忿数者，官狱所由生也；拒谏者，虑之所以塞也；慢易④者，礼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时之所以后也；奢侈者，财之所以不足也；专独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则身安誉至而政从矣。
“故君子南面临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伦⑤，存是美恶，进是利而除是害，无求其报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临之无抗民之恶，胜之无犯民之言，量之无佼民之辞，养之无扰于其时，爱之无宽于刑法。若此，则身安誉至而民得也。
“君子以临官，所见则迩⑥，故明不可蔽也。所求于迩，故不劳而得也。所以治者约，故不用众而誉立。凡法象在内，故法不远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积而本不寡。短长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乱政。德贯乎心，藏乎志，形乎色，发乎声，若此而身安誉至民咸自治矣。
“是故临官不治则乱，乱生则争之者至。争之至，又于乱。明君必宽裕以容其民，慈爱优柔⑦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也；说者，情之导也。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调说和则民不变。法在身则民象之⑧，明在己则民显之。若乃供己而不节，则财利之生者微矣；贪以不得，则善政必简矣。苟以乱之，则善言必不听也；详以纳之，则规谏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闻；行之善者，在所能为。故君上者，民之仪也；有司执政者，民之表也；迩臣便僻者⑨，群仆之伦也。故仪不正则民失，表不端则百姓乱，迩臣便僻，则群臣污矣。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伦。
“君子修身反道，察理言而服之，则身安誉至，终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择丝麻，良工必自择貌材⑩，贤君必自择左右。劳于取人，佚于治事。君子欲誉，则必谨其左右。为上者，譬如缘木焉，务高而畏下滋甚。六马之乖离，必于四达之交衢；万民之叛道，必于君上之失政。上者尊严而危，民者卑贱而神。爱之则存，恶之则亡。长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临官，贵而不骄，富而能供，有本而能图末，修事而能建业，久居而不滞，情近而畅乎远，察一物而贯乎多。治一物而万物不能乱者，以身为本者也。
“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习其情，然后民乃从命矣。故世举则民亲之，政均则民无怨。故君子莅民，不临以高，不导以远，不责民之所不为，不强民之所不能。廓之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则民严而不迎。笃之以累年之业，不因其力，则民引而不从。若责民所不为，强民所不能，则民疾，疾则僻矣。古者圣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绒统充耳，所以掩聪也。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过；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辅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则善也。是以上下亲而不离，道化流而不蕴。故德者，政之始也。
“政不和，则民不从其教矣。不从教，则民不习。不习，则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见信也，莫善乎先虚其内；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不以道御之，故虽服必强。自非忠信，则无可以取亲于百姓者矣。内外不相应，则无已取信于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统矣。”
子张既闻孔子斯言，遂退而记之。
①入官：入仕，做官。
②已过勿发：发：再次发生。
③遂：行，继续做下去。旧注：“己有不善，不可遂行。”
④慢易：轻慢，不庄重。
⑤大伦：伦常大道。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准则。
⑥迩：近。旧注：“所见迩，谓察于微也。”
⑦优柔：宽舒，从容。
⑧法在身则民象之：自身用法度来约束，百姓就会效法而遵守法纪。旧注：“言法度常在身，则民法之。”
⑨迩臣：近臣，身边的大臣。便僻：当作“便辟”，逢迎谄媚的人。此指君王身边受宠幸的臣子。旧注：“僻，宜为‘辟’。便辟，执事在君之左右者。伦，纪也，为众之纪。”
⑩貌材：良好的材料。
乖离：离散，不合。
供：恭敬。“供”通“恭”。
笃：深厚，厚实。
旒：古时帝王王冠上前后悬垂的玉饰。
枉而直之：使弯曲的东西变直。
揆而度之，使自索之：遇事要估量揣度，让自己思索得出结论。旧注：“揆度其法以开示之，使自索得之也。”
大统：最重要的纲领、原则。
子张向孔子询问做官的事。孔子说：“做到官位稳固又能有好的名声很难。”子张说：“那该怎么办呢？”
孔子说：“自己有长处不要独自拥有，教别人学习不要懈怠，已出现的过错不要再次发生，说错了话不要为之辩护，不好的事不要继续做下去，正在做的事不要拖延。君子做官能做到这六点，就可以使地位稳固声誉好，从而政事也会顺利。
“况且，怨恨多了，牢狱之灾就会发生；拒绝劝谏，思虑就会受到阻塞；行为不庄重谨慎，就会失礼；做事松懈懒惰，就会丧失时机；办事奢侈，财物就不充足；专断独权，事情就办不成。君子做官，去掉这六种毛病，就可以使地位稳固声誉好，从而政事也会顺利。
“因此君子一旦做了官，治理广大的区域，就要以公心来治理，精心地思考而简要地推行，再加上以上所讲的六点忠信品德，考虑哪些是伦理道德的最高准则，把好事和坏事合并考察，推广有利的，除去有害的，不追求别人的报答，这样就可以得到民情了。治理民众没有逆天虐民的恶行，自己有理也不说冒犯民众的话，处理政事没有欺骗百姓的狡诈之辞，为了百姓安居乐业劳役不要违背农时，爱护百姓不能比刑法更宽。如果能做到这样，就可以使地位稳固声誉好，从而政事也会顺利。
“君子做官，身边的事看得清楚，就会心明眼亮不受蒙蔽。先从近处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样不用费很大力气就可以得到。治理国家抓住了主要问题，不用兴师动众就可以获得好名声。凡内心存在准则、榜样，那么准则、榜样离自己不远，就如同源泉不会枯竭一样，因此天下人才汇聚而不会缺乏。根据才能的不同都得到任用，人才各得其用，政治就不会混乱。良好的德行贯穿于内心，藏在心志之中，显露在表情上，发表于言谈上，这样，官位就会稳固，好名声随之而至，民众自然就会得到治理。
“由此看来，身居官位不善于治理就会发生混乱，混乱发生竞争的人就会出现。竞争的局面发生，政治会更加混乱。英明的君主必须宽容地对待百姓，用慈爱之心去安抚他们，自然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身体力行，是执好政的前提；让百姓高兴，他们的情绪就可以得到疏导。良好的政治措施易于执行而民众也不会有怨言，言论说法符合民心，民众就不会有二心。自己以身作则遵守法律，民众就会以你为榜样；自己正大光明，民众则会颂扬你。如果自己贪图享受而不节俭，那么生产财富的人就不努力生产了；贪图财物又胡乱花费，那么好的政治措施也简约不用了。假如政治出现了混乱，那么好的意见必然听不进去；如果仔细审慎地采纳别人的建议，那么天天都会有人进谏。能说出美好的语言，在于每天能听取别人的意见；能有美好的行为，在于能亲身去做。所以说统治民众的君王，是民众的榜样；各级政府的官员，是民众的表率；君王身边的侍御大臣，是臣仆们的样板。所以说榜样不正，百姓就失去了方向；表率不正，百姓就会混乱；侍御大臣不正，群臣就会变坏。因此治国的君主不可不谨慎地遵守各种伦理道德。
“君子遵循道来修身，仔细辨别哪些是正确的道理来行事，地位就可巩固，名望也随之而至，终生受用无穷。所以女子织布一定要亲自挑选丝麻，优秀的工匠一定要亲自挑选材料，贤明的君主一定要亲自挑选身边的大臣。选拔人才辛苦一些，治理政事时就轻松一些。君子要想得到美誉，也要谨慎选择交往的人。在上位的人，就好像爬树一样，爬得越高越害怕掉下来。拉车的六匹马分散乱跑，一定是在四通八达的交叉路口；百姓造反，必定是因为君王政治措施的错误。在上者虽然尊严却是有危险的，民众虽然卑贱却是有神力的。民众热爱你，你就能存在；民众厌恶你，你就要灭亡。治理民众的人必须要明了这个道理的重要。因此在上为官，地位虽然高贵也不要骄横，富有了也要谨慎恭敬，有了根本还要考虑细枝末节，做好了事还要建功立业，有了长时间的安定局面仍然要不停地努力，近处的感情沟通了还要畅达到远方，观察一件事物要能联想多种事物。治理一件事而万事都能不乱，是因为能够以身作则的缘故。
“君子统治民众，不可不了解民众的性情，进而了解民众的感情。既已知道了民性，而又熟悉了民情，然后民众才能服从你的管理。因此国家安定民众就会爱戴国君，政策公平合理民众就无怨言。所以君子治国，不能只是高高在上，不能做远不可及的事，不责备民众做不愿做的事，不强求民众做不能完成的事。为了扩大贤明君王那样的功业，不顾民情，那么民众表面恭敬实际却不愿迎合。为了增加已有的业绩，不顾民力，那么民众就会逃避而不服从。如果强迫民众做他们不愿做的事，强迫他们做不能完成的事，民众就会痛恨，痛恨就会做出一些不当的事。古代的圣明君主戴着前面悬垂着玉的帽子，是用来遮蔽亮光的；垂于冠冕两边悬填的带子挡住耳朵，是用来遮蔽听觉的。水太清就没有鱼了，人极其明察就没有追随者了。百姓做错了事需要改正，要使百姓自己有所认识；宽厚柔和地对待百姓，让他们自己去发现错误；度量百姓的情况来教育他们，让他们自己明白对错。百姓犯了小罪，一定要找出他们的长处，赦免他们的过错；百姓犯了大罪，一定要找出犯罪的原因，用仁爱的思想教育他们，使他们改过从善；如果犯了死罪，惩治后使他们得到新生，那就更好了。这样君臣百姓上下亲和而不离心离德，治理国家的措施就能够推行而不阻塞。所以说执政者的道德，是政治好坏的前提。
“政令不切合实际，民众就不会服从教导；不服从教导，民众就不习惯遵守法令法规；不习惯遵守法令法规，就不能很好地役使和统治他们了。君子要想使自己的话被别人相信，最好的办法是虚心听取意见；要想政治措施迅速推行，最好的办法是身体力行；要想使民众迅速服从，最好的办法是以正确之道来治理国家。不以正确之道治理，民众即使服从也是勉强的。不依靠忠信，就不可能取得百姓的亲近和信任。朝廷和民众不能相互了解沟通，就不能取信于平民百姓。这是治理民众的最重要的原则，也是入仕做官者最重要的纲领。”
子张听了孔子这番话，就回去记录下来。
孔子在回答子张问如何做官的问题时，不仅详细叙述为官要注意的诸多方面，如以身作则、选贤任能、重民爱民、取信于民等，而且表达了极其精辟的思想。他说：“六马之乖离，必于四达之交衢；万民之叛道，必于君上之失政。上者尊严而危，民者卑贱而神。爱之则存，恶之则亡。长民者必明此之要。”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如此深刻的认识，真让人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