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者，卢牟六合，混沌万物，象太一之容，测窈冥之深，以翔虚无之轸。托小以苞大，守约以治广，使人知先后之祸福，动静之利害。诚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观矣。欲一言而寤，则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则贱物而贵身；欲参言而究，则外物而反情。执其大指，以内洽五脏，瀸渍肌肤，被服法则，而与之终身，所以应待万方，览耦百变也，若转丸掌中，足以自乐也。
《俶真》者，穷逐终始之化，嬴垀有无之精，离别万物之变，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遗物反己，审仁义之间，通同异之理，观至德之统，知变化之纪，说符玄妙之中，通但造化之母也。
《天文》者，所以和阴阳之气，理日月之光，节开塞之时，列星辰之行，知逆顺之变，避忌讳之殃，顺时运之应，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顺，而不乱其常者也。
《地形》者，所以穷南北之修，极东西之广，经山陵之形 ，区川谷之居，明万物之主，知生类之众，列山渊之数，规远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备，不可动以物，不可惊以怪者也。
《时则》者，所以上因天时，下尽地力，据度行当，合诸人则，形十二节，以为法式，终而复始，转于无极，因循仿依，以知祸福，操舍开塞，各有龙忌，发号施令，以时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从事。
《览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沦无形也，纯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揽物引类，览取桥掇，浸想宵类，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滞，决读奎塞，引人之意，系之无极，乃以明物类之感，同气之应，阴阳之合，形坍之朕，所以令人无观博见者也。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晓寤其形骸九窍，取象与天，合同其血气，与雷霆风雨；比类其喜怒，与昼宵寒暑并明。审死生之分，别同异之迹，节动静之机，以反 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爱养其精神，抚静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坚守虚无之宅者也。
《本经》者，所以明大圣之德，通维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变，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贬未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聪明，精神之感动，搏流遁之观，节养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主术》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责，使群 臣各尽其能也。明摄权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责实，考之参伍，所以使入主秉数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数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条通而辐辏，各务其业，人致其功，此主术之明也。
《缪称》者，破碎道德之论，差次仁义之分，略杂人间之事，总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断短为节。以应小具，所以曲说攻论，应感而不匮者也。
《齐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风气，通古今之论，贯万物之理，财制礼义之宜，擘画人事之终始者也。
《道应》者，揽掇遂事之踪，追观往古之迹，察祸福利害之反，考验乎老庄之术，而以合得失之势者也。
《汜论》者，所以箴缕绦缴之间，攕楔唲龋之郄也。接径直施，以推本朴，而兆见得失之变，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没于势利，不诱惑于事态，有符曮睨，兼稽时势之变，而与化推移者也。
《诠言》者，所以譬类人事之指，解喻治乱之体也。差择微言之眇，诠以至理之文，而补缝过失之阙者也。
《兵略》者，所以明战胜攻取之数，形机之势，诈谲之变，体因循之道，操持后之论也。所以知战阵分争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坚守之非德不强也。诚明其意，进退左右无所失击危，乘势以为资，清静以为常，避实就虚，若驱群羊，此所以言兵者也。
《说山》《说林》者，所以竅窕穿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贯肩万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异类殊形，以领理人之意，解堕结细，说捍抟囷，而以明事埒事者也。
《人间》者，所以观祸福之变，察利害之反，钻脉得失之迹，标举终始之坛也。分别百事之微，敷陈存亡之机，使人知祸之为福，亡之为得，成之为败，利之为害也。诚喻至意，则有以倾侧惬仰世俗之间，而无伤乎谗贼螫毒者也。
《修务》者，所以为人之于道未淹，味论未深，见其文辞，反之以清静为常，恬淡为本，则懈堕分学，纵欲适情，欲以偷自扶，而塞于大道也。今夫狂者无忧，圣人亦无忧。圣人无忧，和以德也；狂者无忧，不知祸福也。故通而无为也，与塞而无为也同；其无为则同，其所以无为则异。故为之浮称流说其所以能听，所以使学者掌摹以自几也。
《泰族》者，横八极，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上，经古今之道，治伦理之序，总万方之指，而归之一本；以经纬治道，纪纲王事；乃原心术，理性情，以馆清平之灵，澄彻神明之精，以与天和相婴薄。所以览五帝三王，怀天气，抱天心，执中含和，德形于内，以莙凝天地，发起阴阳，序四时，正流方，绥之斯宁，推之斯行；乃以陶冶万物，游化群生，唱而和，动而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故景星见，祥风至，黄龙下，凤巢列树，麟止郊野。德不内形，而行其法藉，专用制度，神抵弗应，福祥不归，四海不宾，兆民弗化。故德形于内，治之大本。此“鸿烈”之《泰族》也。
凡属书者，所以窥道开塞，庶后世使知举错取舍之宜适，外与物接而不眩，内有以处神养气，宴场至和，而已自乐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终始，则不知所仿依；言终始而不明天地四时，则不知所避讳；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气，则不知养生之机；原人情而不言大圣之德，则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水言君事，则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为称喻，则不知动静之宜；言称喻而不言俗变，则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变而不言往事，则不知道德之应；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则无以耦万方；知记论而不知诠言，则无以从容；通书文而不知兵指，则无以应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间，则无以应祸福；知人间而不知修务，则无以使学者劝力。欲强省其辞，览总其要，弗曲行区入，则不足以穷道德之意。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异，各有为语。今专言道，则无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未者，其唯圣人也。今学者无圣人之才，而不为详说，则终身颠顿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觉宿乎昭明之术矣。
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交，所以原测淑清之道，而裙逐万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数，不过宫、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细大驾和，而后可以成曲。今画龙首，观者不知其何兽也，具其形，则不疑矣。今谓之道则多，谓之物则少，谓之木则博，谓之事则浅，推之以论，则无可言者，所以为学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
夫道论至深，故多为之辞以抒其情；万物至众，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辞虽坛卷连漫，绞纷远缓，所以挑汰涤荡至意，使之无凝竭底滞，卷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不可胜数，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蝇渍其中，匹夫弗尝者，小也。诚通乎二十篇之论，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径十门，外天地，捭山川，其于逍遥一世之间，宰匠万物之形，亦优游矣。若然者，挟日月而不姚，润万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览矣！藐兮浩兮，旷旷兮，可以游矣！
文王之时，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戮无止，康梁沉湎，宫中成市，作为炮烙之刑，剖谏者，剔孕妇，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义，处歧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天下二垂归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焉。
文王业之而不卒，武王继文王之业，用大公之谋，悉索薄赋，躬撮甲胄，以伐无道而讨个义，誓师牧野，以践天于之位。天下未定，海内未辑，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贿来贡，辽远未能至，故治三年之丧，殡文王于两楹之间，以俟远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工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辅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惧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折抱，措饬而朝，以宁静王室，镇抚诸侯。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蔂垂，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 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撌，濡不给扢，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
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代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
齐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猎射亡归，好色无辩，作为路寝之台，族铸大钟，撞之庭下，郊雉皆呴，一朝用三千钟赣，梁丘据、子家哙导于左右，故晏子之谏生焉。
晚世之时，六国诸侯，谿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
申子者，韩昭厘之佐；韩，晋别国也，地 墽民险，而介于大国之间，晋国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后相缪，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名之书生焉。
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玄眇之中，精摇览靡，弃其畛契，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故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著书立说的目的，是用来整治道德，规划人世之事。向上考察天道的变化规律，向下研究大地的万事万物，在中间能够把许多道理贯通起来。即使这部书不能把深奥玄妙的道理提炼出来，但涉猎广泛，也完全能够观察事物的终始了。如果只是提纲挈领地说明大概的意思，而文章中不去剖析最基本的材料，分清事物的本来面貌，担心别人会对基本理论糊里糊涂地搞不清楚，因此较多地增加了一些文字，广泛地加以阐述说明，又害怕别人脱离根本而迢求未接，所以光谈大道而不谈人事，那么便没有办法和社会一起共处：谈论人事而不谈大道，那么便不能和自然变化一起行止。因此著作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时则》，有《览冥》，有《精神》，有《本经》，有《主术》，有《缪称》，有《齐俗》，有《道应》，有《氾论》，有《诠言》，有《兵略》，有《说山》，有《说林》，有《人间》，有《修务》，有《泰族》。
《原道》的内容，规划了天地四方，探索万物的形成规律，拟象元气的形状，探测大道的深远，而翱翔在无所不包的领域之内。虽然寄托在小处但包容探广，持守简约但治理广大，使人们懂得祸福发生的先后次序，也可以了解行、止的利害关系。果真能够通达它的旨意，对广博纷烦的事物便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了。要想用一句话来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么就是尊重天道而保持本性；想见第二句话来通晓其中的道理，就是轻视外物而重视自身；要想用第三句话来探究其中的奥秘，就是抛去外物而返回真情。掌握了其中的要领，可以对内润泽五脏六腑，对外浸渍肌肉皮肤。亲身体验到这个自然的法则，可以和它伴随终身。可以用来应对万方，揽合百变。对待万方百变，就象弄丸掌中，自己也完全可以得到其中的乐趣。
《俶真》的内容，探求自然界起始终结的变化规律，包含了微妙的有、无相生的精髓，辨别万物的变化规律，等齐合同生相死的形体关系，使人明白超然物外而返回真性的道理，审察清楚仁义的得失，沟通相同与差别之间的联系，观察最高的道德的领属关系，寻求千变万化的头绪，解说清楚深奥玄妙的符验，通达自然变化的根源。
《天文》的内容，是用来协调阴阳二气的关系，理顺日月运行的规律，掌握发生、禁止的季节变化，排列星辰运行的顺序；知道逆行、顺行的变化，避开忌讳和祸殃的发生；顺从天时规律的对应变化，确定五星之神活动的规则。使人能够尊奉天道、顺应变化，而不会扰乱它的正常规律。
《地形》的内容，是用来穷究南北的长度，测清东西的宽度，划分山陵的形势，区别大川深谷的流向，明确万物的根本，知道生物繁多的种类，罗列山川的数量，规划远近的道路。使人通达通达周详，不可以因外物而妄动，不能够因怪物而惊恐。
《时则》的内容，是说上面安依循自然运行的时序，下面要尽力发挥土地的潜力；据守六度的法则，实行适宜的节令，符合人类生活的规律，形成十二个月的月令，作为共同遵循的准则，-月一年，终而复始，在没有穷尽地运行着，按照自然法则，依样效法。便知道祸福产生的规律，持守和舍弃，开发和禁止，各自都有鬼神的忌日。国君发布政令，按时教化百姓。这样可以使统治天下的国君，知道所从事的政事。
《览冥》的内容，是用来说明最精微之气可以上通九天，最微小的事物可以沦没在无形之中，纯清精粹之屋可以进入最洁净的境地，光明的东西可以通向黑暗之中。于是便可以挹取万物，招引同类。撮持积聚，渐渐形成相类似的事物。万物中能够表明意旨，而用形象摹画出来的事物，于是便同自然界的贯通凝塞，疏决川渎，堵塞险要相关联，引导人们的意志，同无穷无尽的事物联系起来，用以表明万物种类之间的互相感应关系，说明相同之气可以互相应和，阴阳二气的互相融合，而能使天地之间的征兆显露出来，以便使人用来观察遥远而广博的事物。
《精神》的内容，用来探讨人类产生的本源，而明白人的形骸、九窍，得到形象是与上天同一的；人体的血液、精气，是和自然界的雷霆风雨相比照的；人体的喜怒哀乐，是和白天黑夜、严寒酷暑相变化的。审查死生的分别，区别相同、不问的迹象。调节动静的机关、而返回到性命的根本之处。所用来使人爱护保养他的精神，抚慰宁静他的魂魄，不因为外物而改变自己的天性，而坚守大道的根本。
《本经》的内容，是用来彰明圣人的美好德行，通达古代圣贤开创的道德规范，略列哀世道德的颓败和古今道德的变化，用来褒扬先世的隆盛，而贬斥末世的弊政。用来使人废黜耳目的聪明，宁静精神上引起的激动，抑制由于情欲而产生的五种淫逸，调节用来养性的天和，分散帝王所操持的权柄，罗列大小之间的差别。
《主术》的内容，是讲国君统治天下之事。国君按照百官任职，督察责罚，使群臣各自尽到自己的才能，高明地执掌权柄，用来控制臣下，举出名目，按照实际督责检查，并且互相参照。以便使国君学握权术，抓住要害，不致妄生喜怒之情。他的统治术使邪曲正直，排除私欲而能树立公道。可以使百官象枝条通往树干，如车辐辏聚车轴，各自力求干好本业，人人便可以建立他们的功业，这就是国君统治的聪明之处。
《缪称》的内容，解析道德的理论，排列仁义的区别，稍微间杂人世间的事情，全部汇集在变化莫测的大道之中；假借外物的形象来取得耦合的例证，以便用来相互比方，就象截断小的竹子作为符节，用来适应小的需求一洋。对于解决人们所用的片面之说和巧辩之论，那么就可以感通应对而不致缺乏理论了。
《齐俗》的内容，是用来统一万物的长短优劣，齐同九夷的风气，沟通古今不同的论说，贯通万物生存的道理，裁定礼义的适宜内容，规划人世间事情的终始。
《道应》的内容，选取成功之事的事迹，追寻观察往古之时的印迹，考察祸福利害之间的正反关系；同老子、庄子的学说相验证，以便符合得失的趋势。
《氾论》的内容，是象用针线穿插在衣缝之间，如同木楔补缀在齿缝之隙。通过捷径使曲道变成正直，以便推论事物的本来面目，而预见得失的变比和利害的正反关系。以便用来使人不盲目沉沦在势利之中，不被事态的变化所迷惑；符合天道运行规律，并且考察时势的变化，而能够与自然-起转移变迁。
《诠言》的内容，是用来比类人世之事的意旨，解释辨明国家治乱的根本，比较深微之旨的奥妙，用最根本的道理加以解释，而用来补救治政的过失。
《兵略》的内容，是用来说明战胜敌人、攻取敌阵的方法，军事形势的机变，欺诈多变的战术；体察军事斗争的规律，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而用来表明战争的胜负，没有大道是行不通的；知道夺取破阵、坚夺城池，没有德性是不能强大的。如果真正明了这个意旨，前进后退，左冲左突都没有什么失去的；打击危险之敌，乘着有利的形势，来作为凭借，而把清解作为准则。避开实力，攻击虚弱之敌，就象驱赶牛羊一样。这就是所说的用兵问题。
《说山》《说林》的内容，是用来开通百事的堵塞，而使万物的障碍畅通无阻。借用比喻来选取对象，联系不同的种类和殊别的形体，用来领会人世间事物的要义，解开纽结，解释疑团，而用来阐明百事变化的征兆。
《人间》的内容，是用来观察祸福的变化，考察利害的正反演变；按照脉络研究得失的踪迹，揭示事物终终的更替关系。分清各种事物的微小区别，陈述存也、灭亡的机变，使人们知道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失去可以变为得到，成功可以变为失败，有利可以变为有害。果真理解了它的深远意义，那么就可以在世俗之间俯仰曲伸了，而不会被谗佞和坏人所伤害。
《修务》别的内容，是用来针对有人对“道”没有精深的理解，对旨意观点没有深入探索，只重视那此文辞，反而误把清静作为法则，把淡漠作为根本，就会松懈堕落而放弃学业，放纵情欲，满足安逸，想用马马虎虎、自我放荡，就把大道堵塞。现在疯子是没有忧虑的，圣人也是没有忧虑的。圣人没有忧虑，是用德性来协调；疯子没有忧虑，不知道祸、福的发生。因此通晓大道的人实行“无为”，和根本不懂的人实行“无为”是相同的，他们所用来实行“无为”的原因则是根本不同的。因此，这就是那些称说虚浮不实和没有根据的言论，根本不懂的人能够听从的原因。所用来使求学的人不断勤勉努力，这样自己也就差不多达到要求了吧！
《泰族》的内容，是研究道旨和德性义系的。“道”充满四方八极，高的至高无上，上面使日月星大放光明，下面使水土和谐。给古今之道规定法则，给伦理关系确定顺序，总括万方的要旨，而把它们归向根本--道。以便用来规划治理天下，管理统治天下之事，于是便要探索思想和意识的源流，理顺人的情性。用来安置清净平正的灵魂，彻底澄清变化莫测的精神，以便能同自然祥和之气相结合。用来观览五帝三皇的业迹，含怀着上天的意旨，怀抱着大地之气；执掌公正，饱含和气；大德在内心形成，而凝结在天地之中，引发阴、阳二气；规定了四季的时序，正气传布四方。用它来安抚天下就会安宁，推广它就能得到施行。于是便用来化育万物，流动感化一切生物。就象唱歌就有和声，活动就有跟随-样，天下之内，一个意念而归向一起。因此瑞星山现，吉祥之风来临，黄龙随之降下，凤凰在树上筑巢，麒麟在郊野停息。大德没有在内心形成，而推行他的法令，专门使用法制，天地之神不会响应，幸福吉祥不会来临；四海之内不能宾服，兆亿人不能归顺。因此，道德在内心形成，这是治国的最大根本。这就是《鸿烈》中的《泰族》所要表达的内容。
概括著书的目的，是用来观察大道的开启和阻塞，希望后代能够值得举止措施、取舍的适当办法，在外部和万物交接而不致迷惑，在内部能够用来静处精神颐养元气，温煦最高的和气，而自己也能够从中得到快乐，这些都是从天地之中得到的。因此谈论人道而不明白事物的始终变化，便不知道学习仿效的对象；谈论事物的始终变化，而不明了天地四时的变化，便不知道回避灾祸和忌讳的事情；谈说天地四时之间的变化，而不去引用譬喻援引类似的例证，便不如道精妙微小的事物；谈论人的最微妙的精气不探索人的神气发生原因，便不知道养生的机变；探索人之常情而不谈论最高的道德，便不知道五种行为之间的差别，谈论天子之道而不说诸侯国君之事，便不知道大小的等次；淡论国君之事而不去陈说譬喻，便不知道掌握动静的适度；谈论陈说譬喻，而不论及习俗的变化，便不知道会合大要；谈论习俗变化而不谈往古之事，就不了解道德的对应变化；了解道德的对应变化而不知道世事的曲折，便不能配合各种变故；知道广博地论说而不知道阐明精微之言，便不能从容不迫；通晓书籍文章而不知道用兵的要旨，便没有办法应付突然变故；知道大要而不知道使用譬喻，就没有办法推论明白事理；了解公正之道而不知道人间曲直，便不能应对祸福；知道人间之事而不了解努力进取，便不能来使学习的人勤奋学业。想尽力减少它的文字，总括的它的要点，但是不经过委婉曲折地引入境地，便不能够穷尽道德的旨意。因此著书二十篇，这样天地之间的道理便探究清楚了。人世间的事情便全部接触了，帝王统治天下的方法已经全备了。书中的论说有的谈论小事，有的涉及大事，有细微之说，也有粗疏之言，每卷旨趣都是不同的，各自都有论述的文字。现在专门谈论道，那么是没有地方不存在的；但是能够得到根本而能知道未节的，恐怕只有圣人了。现在的学习的人没有圣人之才，如果不替他们详细解说，那么就会终身困顿于杂乱昏暗之中，而不知道在光明的道路上醒悟。
现在《周易》中的乾和坤，完全能够穷尽道术通达旨意了，八卦可以识别吉凶知道祸福了；但是伏羲还为它演变而成了六十四个卦象，周文上又增加了六爻，所用来探究测度明朗之道，而远溯万物的本源。五音的数量，不过宫商角微羽，但是五弦的琴不能够弹奏，必须有高音、低音的更互相和，然后才能成为曲子。现在画一个龙头，观看的人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全部画完它的形状，那么就不会怀疑了。现在说到“道”的，就会谈的很多；说到万物的，就会谈的很少，谈到统治之术的，就会议论很广泛；而谈到事情的，就很浅薄。如果用理论来推求，那么便觉得无话可说了。所用来从事教学的人，本来想指引他们，也只好不说罢了。
大道的学问是最深的，所以要多多的替它说明，以便表达它的实际情况，万物是纷坛复杂的，所以广博他为它论说，以便通达它的意旨。辞语虽然曲折而又很散乱，纷纭交错而又遥远松缓，所用来淘汰清除个人的旧有的牢固观念，使他们没有凝结闭塞，那么掌握大道而不会松散。在长江黄河中的腐烂尸骨是数不清的，但是祭祀的人要从中汲水，因为它广大；一杯白酒，苍蝇淹没在其中，一个人都不去品尝，因为它狭小。果真能够通达二十篇的论述，看到大概得到要领，可以用来通达九野，取道十门，把天地排除在外，开合山川，对于自由往返于人世之间，执宰万物之形，也可以说能悠闲自得了。如果能象这样，到达日月而不会有光亮，润泽万物而不会消耗；漫布大地啊，而润滑万物啊，完全可以用来观览一切了。深远无边啊，可以遨游在广阔无垠之源啊！
周文王的时候，商纣王是天子，搜刮民赋没有限度，杀戮无辜不能停止，沉溺于淫乐美酒之中，宫廷之中竟象市场一样；制造了炮烙之刑，挖掉劝谏的贤人之心，剖开孕妇的肚子，天下一心而痛恨他，周文王四代积累善事，修治德行，推行大义。处在岐周之地。土地方圆不过百里，但是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归向了他，周文王要以卑下弱小的地位战胜强暴的纣王，而为天下人民除去凶残之君，以便成就王道，因此姜太公的兵谋便产生了。
周文王从事伐纣的事业，刚开始便去世了，周武王继承周文王的大业，采用太公的谋略，倾注全国的兵力，亲自穿上甲胄，来讨伐无道不义之君。在牧野会合天下诸侯，誓师伐纣，终于踏上了天于之位。天下没有平定，海内没有安宁，武王打算使文王的美德昭明天下，使夷狄各自带着他们的财物前来进献；道路遥远的地方不能按时到达，于是便治理三年之丧，把文王尸体大殓在两个楹柱之间，用来等待远方之人。周武于立国三年而驾崩，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不能执政。蔡叔、管叔辅助约王公子禄父，想要举行叛乱。周公旦继承父兄文王、武王的事业，掌握了天子的权力，用来安定周王室，而辅佐成王，平定天下大叛乱。周公担心争斗不停止，臣下危及天子，因此便把军马释放到华山，把牛散放到桃林；把战鼓打破，鼓槌折断，身插笏板而朝见，以便安定周王室，镇压安抚天下诸侯。成王已经长大，能够处理政事，周公便到鲁国受封，用这个办法转移风气改变习俗。孔子修治成、康的主张，祖述周公的教训，用来教导七十个学生，使他们穿戴起周王朝的衣冠，研究遗留下来的典籍，于是儒学便产生了。
墨子学习儒家的学说，接受孔子的思想，认为他的礼节烦琐而不简易；丰厚的葬礼，耗费了资财，而使百姓贫困；长久服丧，伤害生命而妨碍政事。因此背离周朝的法规而使用夏朝的法令。夏禹的时候，天下发了大水，禹亲自拿着畚箕和木锹，而给百姓作出表率。疏通黄河而分成九个支流，凿通江而沟沟众多的河流，开通五湖而注入东海。在这个时候，烧火的余烬来不及排除，衣服沾湿了来不及擦拭，死在山陵葬在山陵，死在湖泽葬在湖泽，因此节省财物而简易的葬礼，简单的服饰便产生了。
齐桓公的时候，天子的地位卑下，势力弱小，诸侯用武力互相征伐。南夷北狄，交互侵伐中国，中国没有断绝，但仅象细丝一样，十分危急。齐国之地，东边背靠大海，北面有黄河作阻塞，地盘狭小，田地很少，而百姓多有智术和巧诈，桓公忧虑中国的隅祸患，苦于夷狄的战乱，想来保存灭亡的国家，继续绝嗣的宗族，使大于的地位尊崇起来，增广文、武的事业，因此管子的著作便产生了。
齐景公在宫廷内贪恋音乐美色，在外爱好走狗、骏马，射箭打猎便忘掉归来，喜欢贤人但是常常不能辨别。建起豪华的路寝之台，聚集铜铁铸起了大钟，在庭下值击之后，引起远郊的野鸡呜叫。一个朝上便赐给群臣三万斛粮食。梁邱据、子家哙在左右引诱景公。因此晏子的讽谏便产生了。
战国的时候，六国诸侯地域各不相同，大水阻碍，高山隔绝，各自治理自己的境内，守卫着分割的土地，掌握着他们的大权，擅自发布政令，下面没有诸侯之长，上面没有天子统治。用武力争夺权力，胜利的为尊。他们依仗联合之国，约定能够招致的重兵，剖开符契，连结远方的援兵，用来防守他们的国家，护卫他们的社稷。因此纵横、长短之术产生了。
申不害，是韩昭王的辅佐。韩国原是由晋分割而建立的。土地贫瘠，而百姓险恶，又介于大国之间。晋国原来的礼仪没有废止，韩国的新法又重新出现；先君的命令没有收回，后君的命令又接着而下。新、旧相反，前后相抵触，百官相背而混乱，不知如何使用。因此刑名之学便产生了。
秦国的习俗，贪狠如狼，竭尽武力，缺少大义，而趋向利益。可以用刑法来施行威严，而不可以用教化让他们行善；可以用奖励来勉励他们，而不能用名声来使他们严肃。覆盖险阻而以黄河为带，四周有险关堵塞，地理形势对它极为有利方便，积蓄充足。秦孝公想以处于虎、狼之优势，而吞并天下诸侯。因此商鞅的法家思想便产生了。
至于象刘氏的著述，观察天地的形象，通达古今的事理，权衡事理而建立法规，度量形体而施予合宜的措施，探索人们的道德规范，使之符合三皇的风气，以便扩大道旨。在幽深微妙之中，探索精妙美好的东西；抛弃了它的混浊，斟取它的精髓。而用来统一天下，治理万物，适应变化，通达不同的方面。不是依循一个车轨形成的路子，恪守一个角落的偏见，拘泥于有联系的事物，而不随世道的变迁而转移，因此放置到寻常之处而不会阻塞，布散到天下而不会有空隙。